那个岁月的坏小子

      壹
　　从现在回溯三十五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时候虽仍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然而中学里资产阶级的牛鬼蛇神，甚至及其他们的余孽，却似乎都已经被扫尽了，革命的小将们便忽然觉得有些赋闲——至少于我是如此的。当我满怀着豪情地加入“红卫兵”这个如今早已臭名昭著的组织的时候，红底黄字的袖章上除了依然沿印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几枚遒劲磅礴的毛体草书外，下面却业已确之凿凿的添加了一行“中等学校红代会”这令人泄气的小字了——这字眼所昭示的含义，无非是提醒袖章的佩戴者们时刻的牢记，激荡和暴烈已成过去，眼下大家都再也不是散兵游勇，而是由“组织上”所管辖的人了——倘不服从这管辖，则一律都归类于“无政府主义”，而秉持这主义的人，势必对于仍然进行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有所妨害，所以必须时常遭到批判的。
　　然而，于这严厉的管辖之中，叛逆竟然还是起了。
　　大约是在我念高中的某一天，学校里忽然押来了五六个穿着正宗的我军军服，却被剃了光头、佩了手铐的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每人的身后都由一员警察督促着，垂首伫立在操场前端那座高耸的主席台上，被早早就集合在下面的全体师生以鄙夷的眼光所仰望——这群少年正是一伙目前在整个城市中被巡回批判着的“革命的叛逆者”。这些忤逆的少年据说一律都是革命军人的后代（所以他们才可以获得并穿着正宗的我军军服，而非市面上向来所流行的仿制品），他们却立志要背叛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换回的红色江山，竟然企图铤而走险，偷越国境，去投奔我们北方那时候最凶恶的敌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所统治下的苏联。
　　当年对于这些叛逆者施行揭发批判的文稿，是由我朗读的——大约由于我可以讲一口尚属纯粹的普通话的缘故罢，这类显赫于我早就是家常便饭的，其好处是——便于我的回忆，使我在三十余年之后仍然可以清楚的叙述我所批判的这些败类所犯下的弥天的罪行。这罪行大略是如此的：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长期的腐蚀，这些原本可以继承先辈事业的革命后代，于潜移默化中渐渐的丧失了（或者原先根本就不曾树立）革命的理想，转而对于资本主义抑或是修正主义糜烂的生活方式却疯狂地崇拜起来，从而蜕变成了一群好逸恶劳，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为了可以“娶三四个老婆”， 他们竟密谋偷渡国境——警察对他们施行抓获的时候，这伙叛逆的败类正伪装成现役军人，身怀着凶器，流窜在去向东北边境的火车上。
　　我从那时至今，都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所朗读的任何一件对于各类罪恶实行揭发批判的文稿的真实性，因为我几乎每读罢一个段落，一律都要按照事先的布置，对被批判者进行厉声的质问：“是不是事实？！”而得到的回答也一律都是肯定的，即所谓“供认不讳”者也。而况，对于眼前这几个企图偷越国境的败类，警察早就将从他们身上缴获的凶器——匕首、军刺以及火药枪——铺陈在主席台上玲琅满目地展示了。
　　叛逆的败类们的恶劣，还并不仅仅在于叛逃，而更加在于他们还扬言将率领敌人的军队“打回老家”来，杀光所有曾教育或管辖着他们的学校里的革命师生，即便是对于自己革命的父辈，也绝不留情。譬如有个败类曾如此问过另一败类道：“你爸也是共产党员，等我们打回来，你怎么对待他呢？”
　　那被问的据说没有丝毫的犹豫，斩钉截铁地答道：“我先问他跟不跟我走，要是不跟，我就一枪干掉他！”
　　便是这一句话，使我以及听我朗读的师生们得到了最大的震撼，使我们从这展现在眼前的活生生的触目惊心中领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正愈加严酷的进行着——诚如列宁同志所说：“资产阶级在行将灭亡的时候，跟一个人的死亡是完全不相同的，人死了尸首可以抬出去，但是资产阶级的尸首却无法钉在棺材里，埋葬的坟墓里，它在我们的心里腐烂着，它发散着臭气……”
　　不过，尽管被了震撼，批判的文稿也确实由我朗读，我仍觉得这令先辈们痛心疾首的背叛仿佛只是一个距我遥遥茫茫的传奇。我与在眼前垂首伫立的这些同龄的忤逆少年原先就并不相识，而且于这慷慨激昂的批判仪式闭幕后的不久，便迅速地忘却了他们的姓名——然而我没有预计到，这些叛逆的败类曾经的为伍者之中，却还有着一匹漏网之鱼，一直相当长久地隐藏在我的身边，作为我的同窗甚至朋友，与我朝夕与共……
　　贰
　　我姑且先不说那匹“漏网之鱼”是谁——不说之故，是为了给予我的叙述添加一些悬疑，性急或懒得猜谜的读者倘实在不耐烦，可以先看后面的结局，这是不要紧的。其时我所就读的这个乱象丛生的班级，简直就是一片滋生叛逆者的沃壤。倘那时便对于那个我所谓的漏网的叛逆者实行追查，则我想，至少有十人以上，是具有被嫌疑的资格的。
　　这确乎是个顽劣少年云集的所在，倒也并非个个都具有偷越国境的雄略，只是他们统一的标志是几乎每人都擅于吸烟，其余，则各有专长了。我们那时的班主任对于这些顽少一向怀着万分的无奈甚至于忌惮，据这班主任的结论，班级里尤具危害性几员顽少被归纳为“三张一肖”，即张姓者三员，肖姓者一员。而我却以为还多，譬如尚有陈姓的一员，其实那危害的实力，是更凌驾于“三张一肖”之上的。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描摹一下当年这些顽劣的少年罢——如同江湖上的传统，他们都是具有绰号的：
　　“三张”之中的第一张，绰号疤子——起初我以为这绰号过于难听，而生怕称呼起来会招致其敌对，后来发觉这是多虑，疤子自己是并不在意，相反倒还将这绰号引为自豪的，有一次我便看见其在一场即将发生的暴力对峙中，挺身出来骄傲的向对方宣扬道：“我就是疤子！”
　　疤子除吸烟外，专长却不多，只是一味的胆子大嘴巴脏，并勇于扰乱课堂，倘真的动手，便会呈现出他的技穷来，我记得有一次，疤子在校园里正欺负一个向来被鄙薄为“二尾子”的具有女性化倾向的男生，却被这男生随手的一个“大背”便腾空继而结实地掼在水门汀地上，半晌不能自己爬起来。
　　疤子的生性还在乐于炫耀，其从不隐瞒自己做恶的行径，尤其对于勾搭女生的方面，更是竭尽了渲染，即便面对着校方的审问也向来都是夸大其辞添油加醋，丝毫不吝扩大自己的罪名，简直好像在争取荣誉——然而后来又总是终于被证实，他其实并没有作出什么值得挂齿的建树。
　　“三张”之中的第二张，其绰号很平常，叫做老五，起初我疑心这只是他的小名，然而他却似乎并不在家中行五，所以我终于还是断定所谓老五确实是他在江湖中所得到的绰号或曰诨名，五者，大约是说，至少在其之上，还有四个上级，而他坐的则是第五把交椅。这老五看上去好静而不好动，仿佛很内向的，至少我是并没有看见他在街头的殴斗中亲自的冲锋陷阵——他向来都只是荫在神秘的幕后。我曾经有一次在一座公共汽车站前遭到莫名其妙的暴打，便缘自老五的唆使，是时他正远远的隐蔽在公共厕所里隔岸观火，待事毕之后才鬼鬼祟祟的从那污秽处溜出来——却仍然被我发现了。
　　老五尽管看似内向，却长于“钓鱼”——这是黑话，译过来的意思便是通常所说的“勾引女人”了。在我与老五同班的四年中，校园里仿佛总是流行着关于他如何“钓鱼”的耳食之谈，据说他于此道的技法，也颇多样的，除蓄意制造街头的偶遇外，传递情书、赠送电影票，全是屡试的招数。我并不知道他的成就是否丰饶，究竟俘获了几多的芳心，总之是时常听说他一直在这“垂钓”的事业上孜孜不倦地勤奋劳碌着——及至有一天，时为校方“反腐蚀运动”骨干的我，终于真确地缴获了老五的一封所谓“情书”，上面仅有的一行半通半不通的文字却居然还是由别人代笔的。鉴于我后来将这情书的内容作为好玩而流传开去，于是有了公共汽车站所遭受的那顿暴打——这段故事，我在《关于灵魂的往事》那篇里曾详细讲过——原本是我的轻妄，挨凑是无可抱怨的。
　　“三张”中的最后一张，其人物便简直有些喜剧的色彩了，他的绰号叫做“呆鹅”——也很不中听的。不过他自己向来并不以为自己真的呆若蠢鹅，所以倘当面称呼起来，他是不免要忿忿然的。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竟忽然发觉这呆鹅简直是个好孩子，除学习成绩不堪之外，我竟忆不出他更多坏处来——扰乱课堂么？他无非只是会演出一些哗众取宠的洋相——要么没有任何缘由便旁若无人地怪笑，要么故意从座位上咕咚的摔倒。以我那时的私见，这洋相非但并不可恶，倒简直有些可爱的，而且调谐了课堂里原本难以挥发的沉闷。——行凶斗殴么？至少于我所能目击的范畴里，呆鹅向来只是挨打——譬如有一天我们正在校办的工厂里做工，呆鹅忽然觉得屁股上仿佛被谁踢了一脚，伸手一摸，居然摸出满手的血迹来——他竟中弹了。这是一次神秘的气步枪的狙击，而射手究竟来自何方，又为什么选了呆鹅的屁股做活靶，至今都仍然是个迷。——沾花惹草么？我以为当年的呆鹅其实对于男女之事简直就根本尚未开窍，否则他绝对不会如此乐于当众出洋相的——倒是临近毕业，尚未开窍的呆鹅却当真因为女人而栽了跟头——然而并不是因为其对于女生实行勾引。是时，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而将一瓶汽油携进了课堂，并点燃起来——大约是为了好玩罢，不料这火势竟失控，烧着了前排座位一个女生长长的麻花辫子，这女生立刻愤而向校方报了警，不一会儿警察便迅速的赶来，将呆鹅铐走了……至于呆鹅后来什么时候被释放，我就不十分了然了，我只知道他终于被学校处分，直到毕业，这项“课堂放火烧女生”的罪名都并没有撤销。
　　叁

　　对于所谓的“三张”进行了扼要的绍介之后，按理该循着顺序接着讲述余下的“一肖”了，然而我还是决定先将其暂且放下，而优先说一说我所追加的那个陈姓的顽少——两年前，我中学里的班长，如今已是名医的林建君忽然在网络的校友录上颇沉重地向同窗们宣告一则“坏消息”道：“大头”病重，此刻正在他的医院里被抢救着。
　　我顿时觉得万分的惊讶。
　　这“大头”便是我将要优先讲述的陈姓的顽少——对于他的竟然病重，我甚至一时不肯相信这消息的真确。我自毕业后再也没见过大头，故不知道那个曾经健硕强悍到极致的大头何以竟被三十余年的光阴作践到了需要在病房里抢救的境地。
　　关于大头的健壮，昔日的同窗故旧中曾有这样的故事私下里流传着，说是我们毕业的数年之后，电影院里开始有美国的电影映出，其中一部叫做《第一滴血》的，其男主角那宛如古希腊雕塑般健美的身躯颇令中国的观众叹为观止。我们的一位同窗也去看了这电影，之后同样的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说“是啊是啊，这鸟大汉真的很壮，简直快赶上我们班上的大头了”……
　　林建君在他的布告中并未形容大头的病像如何的险要，而我就更加无法设想出大头在病床上日夜躺着的样子，我印象中的大头，似乎恒久的停留在三十五年前了——他总是光着上身，下穿一条镶嵌着白边的翠绿色运动长裤。那时候大头的身上竟已经有了纹身——大约是在他的左臂上罢，我依稀记得是两枚并不工致的汉字，究竟什么字，我记不起来了。甫一行走，他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纹了汉字的胳膊架起，以使那胳膊上一条一条的肌肉尽量的显现，而整个的身躯则随着步伐的节奏不可一世地摇晃着，呈现出一往无前横行霸道的气概来。这行走的姿态，与如今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倒很神似。
　　大头的出身贫寒，是众所周知的。我初与大头同窗时曾问及他父母的工作，大头并不以言语做答，只是做了个很奇怪的类似涮羊肉似的手势，后来我才明白那其实洗刷马桶的动作——我只知道大头的母亲以洗刷马桶为业，其余便不详了，总之其家境是相当的不堪。据说后来大头曾与同窗叙旧，言及当年也曾试图努力的学习并做个好孩子，然而腌臜恶劣的生活环境却终于将他塑造为一个那时代最为标准的坏小子。
　　与其他的顽少不同，扰乱课堂这等儿戏，大头是不屑的。倘听课听得实在不耐烦，大头以为，与其调皮捣乱倒不如直接逃学来得爽利。有一阵他简直颇好学习了，上课竟时常的踊跃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只不过总是把“淀粉”和“蛋白质”说成“蛋粉”和“淀白质”……与大头同学四年，我也不曾听见他有什么绯闻传出来——施耐庵的《水浒传》里曾论述道，但凡武功盖世的英雄们，每日只顾打熬体魄，于女色上便不十分要紧了，这话看来是很有些恳切的。但是大头似乎也并不打架——尽管那时顽少们的江湖中关于大头如何厉害的传闻甚嚣尘上，他的名望也确实如日中天，我却极少见他出手过——但这绝不意味大头是浪得虚名——鉴于大头的强悍，其实反倒助成了他在江湖上的谦逊，那时凡有顽少们聚众殴斗的预约，大头总是首先会被邀去助阵的，有时候甚至是殴斗的双方竟对大头同时的相邀——这情形凡一出现，架自然也便打不起来了。
　　大头几乎是我在这个班级中唯一从来没有发生碰撞的顽少，这倒并非因为我与其相交甚笃，相反那时我们之间曾经相当敌视，这敌视终于没能导致战斗，大约也是因我怵于大头那过于强悍的威压罢，所谓弱邦不犯强邻，便是这道理了。不过，即便平日里敌对的同窗，倘遇到外侮，而大头又恰好碰见，他通常都乐于相助的，譬如有一回，我正在放学的路上被一伙仇家追打，大头见了便一把的将我从劈头盖脸的“拳雨”中拉出来——他一如既往的并没有出手，只是大声地斥我为笨蛋，并及时的指导我道——
　　“盯住他们当中那个最小的照死里打！”
　　大头于火线上给予我的临阵指导，实在是相当高妙的，这高招使我后来不知道多少次在敌众我寡的殴斗中化险为夷，几乎再没有吃过什么大亏——就这样受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直至我最后一次与人打架……
　　小我一岁的大头，如今也该年近半百了，我听说他参加了新近举行的同窗的聚会——想必一定是从林建君的医院里康复了罢？然而与其会面的同窗却描绘说他现在仍然极消瘦，昔日的健硕强悍确实早已荡然不返了，并仿佛患了酒精依赖症，总是一刻也不停的豪饮。豪饮的余暇，大头说，他如今已将全副的精力都倾注于教育他的女儿，盼着她拥有一个远胜父辈千百倍的锦绣将来……
　　肆

　　上世纪七十年代，教育界所风靡的，是开门办学——几乎每所学校都在远离城市的郊外另设了一座分校，这类分校与其说是用来教学，到不如说是用来对于学生实行农耕的训练，因此称这样的所谓分校为农场，其实更恰如其分的。这以学生来实行耕作的农场，还具有另外的一项奇妙的效能，就是可以非常方便地阻止向来不耐烦上学的学生们的逃学——离城市五十公里而又身无分文的企图逃学的学生们，即便怀着徒步远征的勇气而出逃，不消走上半个时辰，也就都被驾着小型拖拉机追来的农场的管理者（这里似乎不便称呼他们为老师）抓捕回来了。
　　我下面终于要说的，这个隶属我的班主任所归纳的所谓“三张一肖”之中的那个肖姓的顽少，便曾经发生过从农场逃跑的图谋，并真确的实行了——至于其是否成功，后面再说——是时，我正是他所在的这个班级的实质上的统治者之一。鉴于我们的班主任对于这个所谓“乱班”管理上的无能为力，便干脆将班级日常的统治权几乎统统交给了从学生中选举出来的“班干部”，我那时正有幸得到如此大权在握的委任，而如我这类的班干部的一项主要的使命，便是对于那些无法无天的顽少实行有效的“专政”。因此，我要说的那个肖姓的顽少，便一定是我的敌人了。
　　这肖姓的顽少，绰号叫做“拐子”——“拐子”在南方的语言中有时既指人贩子，也还指腿部具有残疾但又尚可以行走的人，我所要绍介的这个拐子，是属于后者的，据说他很小的时候罹患小儿麻痹症，铸成了两条腿长度不一的后果，因此班级上也一度有好事者另赠了其一副更加谐虐绰号，叫做“一米五一米六”。
　　与前面我所绍介过的大头完全的不同，拐子俨然好出身——父亲是战功卓著的一位革命军人，并据说，这个革命家庭的后代中，除了拐子之外，其余的兄弟姐妹都是冠冕堂皇的优等学生，因而即便在家庭中，拐子都属于另类。我们班级中有拐子的发小，曾不止一次的言及拐子的父亲是如何对于童年的拐子实行管教的——那管教简直并非革命军人而是反动军阀的风格了：他父亲总是将他捆绑在大树上，用带着铜头的军用皮带对其近乎残暴地殴打。
　　而这残暴的殴打却并没能阻止拐子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劣少年。
　　拐子几乎是无恶不作的，凡如前所述的其他顽少所具有的专长，拐子都集于一身，并另兼有抢劫偷盗这类更高级别的强项。拐子的作恶往往并不拘泥于校园，而多混迹于社会，因此与其过从甚密者，也都并非校园里那些熟识的面孔。这些并非来自校园的陌生面孔的凶恶，我是屡次领教过的。尤其自我做了所谓班干部，便数不清有多少个傍晚，在放学的路上被砖头木棍皮带自行车软锁打得抱头鼠窜，最令我恐惧的一次，是一只粗壮的胳膊勒住了我的脖子，我在将要窒息之中分明看见了一副泛着冷光的弹簧刀在眼前闪耀。那个瞬间，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喊出了“救命”这个词……
　　可是不久以后，拐子竟忽然要与我做朋友了。
　　我也说不清这巨变如何起始的，总之是我渐渐的发现拐子似乎有了一些“要求进步”的意思了——我那时正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毛泽东主席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了解到人的境界大抵都可以“一分为二”的：既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因素，而拐子“要求进步”的迹象，大约正是所谓的“积极因素”萌发了罢？那时我们整个班级都正被遣在如前所说的校办的农场里，半日学习，半日躬耕，而向来善于偷懒耍滑的拐子偶尔的竟也乐意参加一些公益的劳动了，譬如打扫厕所或者猪圈的卫生之类——这类劳动通常并非官方的布置，而是额外的奉献，不做并不要紧，做则往往获得额外的表彰——这表彰于拐子，无疑是破天荒的。
　　闪烁出“积极因素”的拐子，这时与向来敌对的学生班干部、尤其是与我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走得近切——我无疑是极愿意见到这局面的，其一是从此可以脱离来自校园之外那些屡遭的凶恶袭击，其二是倘若拐子果然浪子回头，我便也可以分得一份帮教成功的政绩，这政绩在彼时，对于一个学生干部来说，确乎可以算是莫大的政治资本了。
　　于是，我与拐子竟做了好朋友。那段日子里，每看到拐子做出哪怕丝毫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行动，我心里都油然洋溢着成就的喜悦，我丝毫不吝啬在校方的领导人跟前对拐子的表现做出溢美的绍介，我迫切地期望拐子可以成为由我一手造就的“后进转化为先进”的楷模和榜样……拐子也配合着我，平生第一次向先进的红卫兵组织写了“思想汇报”，并为了宣示他将要与过去决裂，开始向我坦然的忏悔他曾经的恶行，起初是坦白一些小的行径，譬如曾经将某个学生干部所晾晒的衣物包了石块扔到了水塘里，或在某个老师的饭盒里撒进捉来的蚂蚁……随后不久便渐渐的将我所曾经遭受的那些恐怖殴打的内幕向我敞开，包括数十个行凶者的姓名（可惜这些恶徒都来自校外，因此我仍无法对于他们的行凶予以追究）。拐子说，他如今已经决心不再与这些恶徒为伍了。
　　拐子还居然宣布他戒了烟——有一天他将我约到农场附近的小卖部里，将身边所有的零用钱都换成了面包饼干之类的食品，其中大部分赠了我，他说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克制自己的烟瘾——身边倘没了钱，即便产生了吸烟的欲望，也会因为没钱买烟而作罢——这诚挚，当年曾使我在内心发生了无法形容的感动。
　　我与拐子之间所发生的这如梦如幻的变迁，委实曾使我感觉到做一个学生干部是何等的光荣与幸福——然而，令我万万始料不及，充满美妙感觉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不过数月，这副仿佛是由我自己亲手所描绘出来的荣耀的画卷，在一个阴霾的夜晚竟忽然间无情地破碎了——那天晚饭后，拐子突然失踪，随后校方驻扎在农场的最高领导人向紧急集合起来的全班同学肃然地宣告——拐子身负着严重的罪责，悍然逃跑了！
　　伍
　　拐子的逃跑，其实是有先兆的。在他潜逃的前夕，曾委托我向校方转呈过一份请假书，言其自觉身体有恙，需回城就医——拐子原本就身怀残疾，虽然轻微，但平日的体育课或具有强度的劳作，向来都得到豁免的。然而这次的请假却明显属于借故，所以校方便立刻驳回了。我记得那天拐子得知他的请假并未获准，情绪立刻发生了强烈的异常，当晚便拒绝吃饭，独自坐在宿舍里吸烟——此刻距离他的宣布戒烟方不足一月——这反复自然颇令我沮丧，但我却并没有去做更加严重的预想。
　　然而第二天，他便潜逃了。
　　他逃走的这个夜晚，我与校方派驻农场的领导人以及所有的班干部们都彻夜未眠，夜以继日地研讨着拐子的逃跑所暗含的玄机——继而整个农场的全体都加入了对于这突发变故的破解。不久，蛛丝马迹便渐渐的被显现了——有同窗从拐子的床下发现了一小堆被撕得粉碎的纸片，经过精心的拼凑，发现这纸片其实是一个具名为“大个子”的陌生人致拐子的信件，信中所能读得明白的篇章，是以万般的急切催促拐子迅速设法从校办农场里脱身，回到城里与其汇合，其余内容则近乎于黑话，语焉不详。又有同窗回顾说，两天前，其亲见拐子在农场后山的一座坟堆边奋力的掘着什么，大约是找他以前暗藏的什么凶器罢，抑或是盗来的脏物也说不定。还有同窗则趁机精辟地分析道，前一段时期拐子之所以伪装进步，无非是为了博取校方以及班干部们对他的好感，从而松懈警觉，给予他请假的方便……
　　这同窗最末的分析，对我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是夜我并没有很积极地参与对这突变的研讨，我的脑子正一片混沌，遭受欺骗的愤怒和遭受戏弄的羞愧相互的交织着，使我根本无法厘清这突变的真确与否。于这混沌中，我忽然记起了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患病发高烧的感觉：眼前的一切都似乎又辽远，又切近，亦真亦幻，飘飘渺渺的。
　　经过彻夜的研讨，校方确信：拐子的潜逃，一定与某件极具危害性质的犯罪案件有关，于是立刻责成校政工部门抢在这危害铸成之前通知公安机关，同时派遣就近的人员赶赴拐子的家——这决策是英明的，他们果然在那里截住了连夜逃回，正喘息未定的拐子。
　　拐子很快得到了校方并不算十分严厉的处分，我记得大约是记过罢。后来有舆论说，正是校方及时的堵截挽救了拐子，使他并没有来得及卷入一宗后来震动整个城市的叛国未遂案件。数月之后，这叛国未遂案件的要犯们——一群背叛革命家庭的少年叛逆者，便开始在全城市的各个校园中被巡游，接受广泛而隆重的批判，当这批判巡回到我的学校时，那批判的文稿，是由我朗读的。
　　尾声
　　今年的春节，我去弟弟的家里做客，见到方读高中一年级的侄女正发奋地做预习，问及假期几何，言不过数日，随后便又要回到学校里去，焚膏继晷地苦读，积筐盈箧地答卷……少年的活跃无羁，于他们是早已不相干的了，十六岁的侄女竟负气道“不如早点嫁人算了”。我不禁惋叹起来——我们后辈的青春，仿佛仅仅不过是他们用以换取未来的消耗品，而时光回溯三十五年，尽管困苦，尽管荒谬，尽管羌杂，我仍以为，我们的那一代人，才真正拥有和享受过青春。顽劣么——那不过是青春的本性而已，正如我的那些曾朝夕与共的同窗顽少们，我们可以馈赠他们以坏小子的名誉，但我们也终于不能不承认，他们——抑或说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才是真实的青春，甚至是充满快乐的青春。
　　我并不知道后来我的那些顽少同窗们大多数是什么下落。前些年旧时同窗的聚会不多，而我又为了谋生远去了北方的异地，所得到的故人的音讯，更是寥寥了。但偶尔的机缘中，也还会有些零星的消息辗转地传来，譬如，我听说呆鹅自己创办了一座专门制作各类制服的工场，大头则在郊外开辟了一家颇有特色的餐厅，各自都做了老板了。再就是拐子——前些年，同窗们纷纷的流传说，他因为犯了杀人罪而被判了枪毙，已经早就不在人世了。而最新近的说法是，他果然获得了死刑，却并没有立即执行，而是受到了缓期，至今或仍然住在监狱里，或已经被了假释——但是，同窗中并没有人曾经真确地见到过他。

                              ——题记·摘自余毅座右铭
 

       上篇

　　余兄，姓余名毅，我少年时代的挚友，长我两岁，因此倘只是照着字面的意思，将“余兄”解作“余之兄长”，也并不错的。
　　记得大约是三十多年前的有一年夏天，我与余兄及另一同窗好友胡决胜君一起，去南京东郊的灵谷寺攀“九层塔”，登及塔顶，却并不赏玩风景，从书包里随手的掏出笔墨，就着塔壁现成的白墙便即兴赋诗，写的什么句子，如今是早就记不真确了，然而绝非是“到此一游”，总之大抵不外喻景于情，称兄道弟之类，写罢以水代酒，于和煦煽动的暖风里，三只军用水壶碰得丁当乱响，颇有些“桃园结义”的豪情。
　　除称兄道弟外，余兄在平时里，也自然时常的呈出一些做兄长的情分来，譬如于学业上，余兄便一向给予我极其重要的驰助。这驰助虽与当年组织上所倡导的“一帮一，一对红”有着天壤的分别，但对于我能够安然地度过学生生涯，同样具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余兄的学习是极好的，尤擅数理化等诸科，而我的学习则极差，又尤以数理化诸科为甚，因此余兄的的相助，于我来说便见得尤其重要了——是年我念高一，余兄业已高中届满毕业，为驰助我计，仍还时常混迹于校园，每我临考，余兄便埋伏在近邻我座位的考场窗外，我在考场里领得考题，立即争分夺秒地另纸狂抄，抄罢揉成一团，趁监考老师不备时扔出窗外，余兄窗外接了，便也争分夺秒的奋笔代做，做罢也揉成一团，复再从窗口扔回考场，每当那纸团仿佛附了轻功，飘然无声地落在我的桌面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暗地叫声“惭愧”——这意味着，我只消将那纸团上的数字抑或是文字一丝不走样地誊抄在考卷上，便可以宣告这一个学期终于可以大致美满而且逍遥地混过去了……在我的记忆中，余兄这简直是及时雨般的驰助，大约至少坚持了数个学期，直到他终于被远送到东郊的西岗果木农场去“插队”为止。　　
　　除了学业上的相助之外，我平日里倘或有了仇人，余兄还会给予我武力的协助——我中学时代最大的仇家，当属我曾经的同桌，其正式的学名，写到这里的时候竟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来了，然而其小名抑或是外号——小义贵，却提笔就在记忆里跃然的冒出来——在我念中学的那时，小义贵这名目或绰号在我的学校所属的那几条穷街陋巷是颇响亮的，直到如今，凡曾在那几条街上居住或混迹过的故旧，倘提起“小义贵”来，言语颜色之间，仍多少还含着一些敬畏的态度。　　
　　然而那时我却勇于与小义贵为仇——这勇气，多少是基于仗着有余兄作后盾的罢。起初我与小义贵之间的交战只是发生在学校的大门外——在学校里面斗殴，通常会惊动校方而导致警察的介入，我和小义贵起初都还颇忌惮的，于是时常可以看见如此神异的景象：一对仇家可以就着同一面课桌相安无事地度过从早读早操到三节课包括眼保健操都结束的一个绵长的上午，中午放学，方出校门，猛烈的战斗便开始，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从校门口到胡同口的大约一华里路程，我和小义贵都是且战且走着，直至分头回家的。到了下午，同回教室，复又会相安无事地度过两堂正课和一堂自习（包括每周三照例要举行的红卫兵排的组织活动），待离校出门，鏖战便依然的接续，依然的从校门口战到胡同口，至分头回家。　　
     当余兄介入了我与小义贵之间的恩怨，境况便开始有了大的变更——余兄仗着业已毕业，可以逃脱校方管辖的便利，以操场作战场，在校园里对小义贵进行公然的寻衅，战端一开便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有一天余兄斗得性起，竟冲入正有老师讲课的教室与小义贵扭成一团，活生生的搅了一堂好课。　　
     由于余兄的介入，愈加使我与小义贵的仇恨得到了波澜壮阔的发展，由单独决斗改为聚众群殴，战场也并不局限于校园或校门口至胡同口，而几乎扩散到了我们在这座城市里所可能混迹到的每一个角落，我记得那时的每一天，无论是走大街或是穿小巷，都必须提防着从哪个角落里窜出一伙相识或并不相识的同龄人，截了道路，板砖棍棒自行车锁军用皮带没轻没重地当头落下来。于我而言，挨打的时候固然是多了一些，但倘有战机，而我又抓得住这机遇的话，也可以得到一些小的胜利，譬如当我在闹市里偶遇小义贵之类，而其又并没有发觉这偶遇的时候，我便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冲上去，以随手可以权充的一切具有杀伤功能的物器对其实行袭击，或干脆擎上赤手空拳直捣对方面门，并在其尚未来得及抵抗之前迅速撤离，即便是敌众我寡时，这样突然的奇袭总不免可以获得一些战果，有时也竟辉煌的，譬如可以让对方的眼眶肿几天或者流几滴鼻血……然而当我将这奇袭的效力告诉余兄，却往往得到他的不屑，他这样问道：　　
　　“他们有多少人？”　　
　　我答：“两个”或者“三个……”
　　“那么，你是打了就跑的么？”　　
　　“是的，我打了就跑的。”　　
     “唉唉，你不该跑的……”　　
　　余兄的语气充满着对于我打了就跑战法的不能苟同，据着余兄的卓见，一个对三个或以内，力量并不算十分的悬殊，因此完全应该具有坚持战斗的胆魄，而打了就跑，多少含着一些怯战的意味，其实颇有些丢人的。　　
　　为尽早对于我与小义贵之间旷日持久绵延无期的战争做一个根本的结束，余兄不久以后专门筹划了一个大的行动，他选了一个夏日的黄昏，纠集了五七十人（或许还多），纷纷的携了器械，包围了小义贵的家——那天我是并不在场的，余兄有意将我撇下，也是防备事倘出格，譬如出了人命之类，可以为我免责，这便又足以佐证了余兄对于兄弟的情谊……是时小义贵一家正在院子里用着晚饭，听见门外聒噪得凶，小义贵撇了饭碗越墙逃走了，剩下其父慌忙从柜子里摸出一向收藏的好烟，堆出笑脸来开门应酬，又是鞠躬又是道歉，最后许了严厉责罚小义贵的诺言，才哄退了这伙来势汹汹的恶少。　　
　　这行动的实行，果然如余兄所预期的，使我与小义贵之间没完没了的缠斗戛然而止——自然还远谈不上和解，但每日放学一路上的零打碎敲果真是彻底结束了——之后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我与小义贵一直不战不和，每日相遇，熟视无睹，仿佛根本不认识的一般。再之后，小义贵终于辍学，流落到了社会上，与别人打打杀杀去了。我曾听说他之后几年在某几条街上打出了一些名誉，或简直是成就了霸业，但于我，也只是一段毫不相干的别人的传奇了。　　
　　……　　
　　写到这里，我忽然发觉我竟实在是误导着看客，将自己，也将余兄描绘成了一对十足的江湖恶少——这其实是非常不确的，固然我一直试图真实地描述少年时代的我与余兄，然而仍不免为了渲染出我们少年时代如何的轰轰烈烈，而只是对于记忆中那些最具娱乐属性的低级趣味的部分过于津津乐道——这足见我尚远未达到一个怀旧的长者所应该具有的高超境界，我发现即便是如实的述说往事，也简直那么艰难。   
　　经过反省，我决心遏制早已膨胀了的炫耀粗鄙的欲望，收敛了灵魂中所残留的施暴的快意，让美好重新在我的记忆中迸散——于这充盈着美好的心绪中，请允许我来重新讲述我与余兄的故事罢……　　
　　中篇

　　我与余兄既不同班，也不同级，之所以相识，是因我们都隶属音乐家阮恩博女士麾下的南京井冈山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余兄爱唱歌，专业一些的说法是叫做“练声乐”的，其时余兄专攻美声，经了阮女士赏鉴，歌喉当属“次高音”阶级。我进入宣传队的那时，余兄在校园里已经是俨然的名人了。然而倘让我做个实在的评价，余兄的唱歌远不及其说话的好听——倘是进行诗歌朗诵，余兄的一腔浑厚和悠长，听了之后，的确可以咀嚼出一些余音绕梁的味道——如今每与同窗叙旧，倘议及余兄，即便并不与其熟识者，只消提起四十多年前一首著名的长诗——《张勇之歌》，故人们便会立刻回到当年，耳畔回荡起余兄那抑扬顿挫的不绝余音，眼前则浮现出余兄沉浸在诗情之中的那份陶然，他总是张开双臂，一面向着前方那辽远无形的广阔做出拥抱状，一面引吭诵道——　　
　　……　　
　　啊！张勇！   　　
　　毛主席的红卫兵，  　　
　　草原人民的乌恩琪，   　　
　　革命青年的典范，   　　
　　你光荣的名字，   　　
　　永远铭刻在美丽的大草原，   　　
　　铭刻在草原人民的心间！
　　…… 　　
　　然而，余兄于歌唱方面，我却以为并不见佳，那一腔悦耳的浑厚和悠长不知为什么一经乐谱的浸淫，便立刻变得零落淅沥起来，显得高亢有余而宽阔不足，宛如一个功底欠厚实的京剧小生。我记得余兄曾经与一女生同唱过一首鼓动知识青年去农村的二重唱，歌名大约是叫做《上山下乡好》，这歌我向来并没有演唱过，但不知怎么的，这曲不动听词不优美的歌，我竟一直记得，其中有这么几句—— 　　
　　想起三年前，　　
　　相应党号召，　　
　　兄妹争下乡，　　
　　父母齐夸耀。　　
　　爸爸送我旧军鞋，　　
　　妈妈送我针线包
　　…… 　　
　　余兄与其貌美的女伴上得舞台，甫一开唱，台下的倒彩便起了，令我们的恩师阮女士好不尴尬，不久便将余兄的女伴另配了他人，而寻了一员音色深沉的男中音来调和余兄那过于尖锐的高音部，歌词中的“兄妹”也只好权且改为“兄弟”。　　
　　不过，我自己的唱歌，倘比较起余兄来，又简直还不如的——余兄尚可以勉为二重唱其难，我则在大合唱里滥竽充数都属勉强。不料这弱处反倒使我在这宣传队里有了更多更杂的行当可以充当，譬如说相声，说数来宝，甚至说评书……在这完全由中学生所组成的宣传队里，最令人敬仰的行当其实并非登台演出，而是幕后的执笔创作，我的杂役生涯中有一阵便正兼任着创作——所谓创作，亦无非是相声、数来宝和评书之类，而在这些创作中，有许多是与余兄的合作。　　
　　除唱歌外，余兄与我一样的喜欢写作——然而余兄境界却高，相声数来宝或评书，远不是余兄所甘于为伍的，尽管在与我的合作中，这些不登大雅的世俗文艺不免要时常涉猎，但我十分明白余兄对这些所谓的创作是相当不屑的。　　
　　余兄时常扬言要写“大部头”，而且必须是“暴露文学”。　　
　　我那时十三岁，阅读的范畴方限于《三国》《水浒》，余兄是年十五，阅读的味蕾已经嗅及茅盾先生的《子夜》或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了（颇有些书籍是从我家的书架上借去的，似至今尚未归还），这些书，当年都正被批判，向来严禁阅读的，在余兄这里却得到了极大的推崇，时常随处的散布其中的故事，并为此曾屡遭责罚，中学四年，余兄既没当上红卫兵，也没能加入共青团，我以为大约便是因了时常散布这些故事抑或是宣扬这些故事里的腐朽思想，从而丧失了加入先进组织的资格罢？余兄却罔顾这一切，依然张口闭口的都是“暴露文学”。　　

　　忽然有这么一天，余兄对我说：“我们写一部电影罢！”　　
　　于是，我们便以简直令人瞠目的快速，联合写出了我们毕生的第一部巨著——至少仅以篇幅计，它是堪称巨著的，我依稀记得这宏篇是写在了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印有“文化局剧目工作室”落款的专业稿纸上，大约三百余页罢，若我记得准确，那稿纸额定字数每页五百……　　

　　然而，我记得的，仅是字数，在我的记忆深处，对于我们一字一句写出来的那些文字，究竟是用来说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如今竟简直忆不出一丝一毫来——这是颇令我难为情的，因为我不得不从这忘却中颓然觉悟到，我与余兄其实什么故事都没写出来，我们仿佛只是写了无数看似畅通，却丝毫读不出含义的文句——难为我们竟可以将这样的句子堆砌得如此宏大。
　　我们的这部著作的名字叫做《火热的心》，它并非是一部余兄向来所推崇的暴露文学，相反，对于我们那时正经历着的革命，竭尽了颂扬，因此，我与余兄都坚信这样一部电影，一定将可以摄制出来，并且引发巨大的轰动——我们那个时代最好的电影首推巴金先生所作，描绘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儿女》，而我们所作的《火热的心》，里面也如《英雄儿女》一样的写了激昂的组歌，所以我们尚未完稿时，便已经憧憬着我们的组歌与《英雄儿女》的《英雄赞歌》一样在全中国流行起来的情形，那几乎已经是一副确凿而幸福的现实画面了——我们的女同学们，会将我们所写的歌词、所作的乐曲，工致地抄录在她们溢香的日记本上（我们已经确定这部电影倘摄制，曲子是一定要自己作的——阮女士早就教导过我们作曲的技法），女生们还将随处的炫耀着我们的署名，为与我们相识甚至同窗而自豪……　　
　　差点忘记说了，我与余兄在这宏篇巨作的牛皮纸封面上的署名，各取了每人姓名中的一字，叫做“钢毅”。　　
　　我们之所以坚信这电影将可以摄制的另外的缘故，还在于我们投稿的技法——业余的电影创作者们的投稿，无非是将稿件誊得清晰，然后在邮局挂了号，邮至某电影制片厂，或是乐于刊载电影剧本的杂志。鉴于我父母都曾是编辑，我见了太多编辑们处理投稿的暴虐，譬如发生被丢失了唯一的原稿这等奥斯特洛夫斯基似的悲剧，于是，为我们的巨著不至沦入专以著者为敌的编辑们的魔爪，余兄发生了一个惊天的奇想——径直将我们的著作寄给“江青同志”——不错，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夫人,那个时代中国文艺的实质上的最高领导者、被颂扬为中国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女士！　　
　　余兄的这个所谓的奇想，以及后来我们果真付诸的实行，倘以如今的眼光来看，或许是疯狂，甚至是荒谬的——因为江青女士以及她的集团在不久的后来被作为十年动乱的罪魁而遭到粉碎——但那时之前，两个十多岁的文艺少年是绝无法预计国家命运走向的，因此谁也没有理由可以质疑我们当年的政治立场。我想那疯狂和荒谬其实只在于，即便是如今，十几岁的文艺少年在向一个普通杂志投稿的时候，都还需要鼓舞起足够的勇气罢？我也至今不知道余兄以及自己的当年何以得到那样的勇气。　　
　　为了这壮举的实行，我们做了精细的预备，著作之外，专门另写了致江女士的激情盎然的信，由余兄执笔，我誊录（我的写字向来比余兄工整一些），信的启头处恭称“敬爱的江青同志”，接着表达了我们对于革命电影的痴迷以及对于参加女士领导下的文艺革命的渴望等等，末尾还不忘自谦道，我们都正年轻，水平不及热情云云……写毕，连同著作以牛皮纸信封一同的装了，怀着忐忑来到邮局。我至今尚清晰地记得邮局的那位看似獐头鼠脑的老营业员见到信封上“国务院文化革命小组江青同志亲启”的字样后吃惊的神情，他先是仔细校阅了文字，以确定自己是否看错，然后开始漫长而审慎地观察着我与余兄，并终于按捺不住，将信封打开企图查看我们致江女士的信件，正被观察得有些不耐烦的余兄见状，突然的厉声制止道：　　
　　“不许看！”……　　
　　尽管得到了呵斥，尽管满腹狐疑，老营业员仍终于为我们的邮件挂了号，并依照着程序真确地投递了——不久以后，这惊天的一投便难以置信的有了迅速的回音。　　
　　自然，是被了退稿。　　
　　出乎我们的意料，这退稿竟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我们致江青女士的信并没有被一同退回来，大约是被江女士收下了罢？后来我在我们著作的封面上发现了一行十分潦草却颇具气概的批字——“转北影”。我们猜测那便是江女士的字迹——或也不一定。随着退稿一起，还附有一封简短的回信，虽并未签署回信人的姓名，落款却是“北影总编室”，显然绝非江女士手笔。信中首先誉我们为有志少年，然而话锋一转，便毫不留情地判决我们的著作“没什么情节”，并随后教导我们，趁着年少，应该做些目下应该做的事情，譬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至于报效党国，自有来时，眼下万不可好高骛远，贻误了青春……
　　我曾经企图通过想象来鉴定回信者的样子，以口吻论，大约该是位长者罢——这简直是一定的。　　
　　这信所采取的措辞，以及所洋溢着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对于我和余兄从事专业文艺的决心有着不可估量的损害。而且余兄似乎较我更甚，因为自此之后，余兄便再也没有与我在文字上有过任何的合作，而且，我也终于再没有见过余兄写出过任何的文艺作品——三十余年漫长的光阴之间，我不知道余兄是否曾经在心灵深处重新燃烧起儿时文艺之梦的火花？或许偶尔，或许在偷偷的私下里，余兄也确曾重新拿起过当年那支笔，写下了一些起码可以让自己感慨，感动，抑或是感伤的文字？　　
　　假设是这样的罢，我始终在内心里这样的希冀着。
　　下篇

　　接下来该讲一讲关于余兄的恋爱了。　　
　　这一部分，其实我是并没有资格写出来的，余兄，以及其恋爱故事的主角们，当年都一律是独步艺术殿堂的文艺少年，或长于演艺，或长于器乐，放歌倜傥，翔舞风流，端的际会于一时，尤其余兄，身怀着一笔好文字，其爱情故事，倘由其亲自的写出来，自然是最相宜的事情了。然而，既然余兄至今并未写出来，或者写出来了并未发表，而我写到这里又恰好兴致正浓，收不住笔了，故只好请余兄见谅，让我抢了这先机——好在我原本只是局外人，便写，也只能讲述一个大略，权且算是抛砖引玉，为余兄今后的亲笔做个导读罢…… 　　
　　余兄的恋爱，我所确切知道的，发生在其与杨玫君之间。　　
　　杨玫君与我同级但不同班，与我及余兄一样同为阮恩博女士的弟子，所不同的，是杨玫君隶属器乐组，拉得提琴，弹得钢琴，才艺自不必说，更天生一副美人胚子，举手投足间颇有瑰姿艳逸，顾盼生辉的明星态度。我们那个时代早已不作兴选举校花了，但即便并不选举，杨玫君也早就是校园里当然不二的无冕之后。直至前不久，我遇见当年“灵谷塔结义三兄弟”之一的胡决胜君，叙旧之间忽然提及其曾与杨玫君邂逅，胡君感慨道：　　
　　“唉，当年的美女们如今都败了，只有她还没有败。”　　
　　尽管杨玫君几乎被公认为校园里最美的女生，却并非是那种仗着美貌而骄横刁蛮的是非公主，其平日为人不事张扬，一向是行路低头，遇人低眉，说话低声，仿佛简直是一个初进贾府的林黛玉。　　
　　余兄却活跃，而且不吝与女生的交际。余兄也是生来好相貌，虽不甚伟岸，却自有另一番玉树临风而不自藻饰的英俊洒脱，俨然仿佛早年红遍新旧中国，是时刚被打倒的电影明星赵丹——余兄也确曾在上海的街头，被人追问是不是赵丹的儿子。所以，余兄当年是颇招女生喜欢的——在那个时代的学校里，慢说是恋爱，日常里便与女生多说些话，都会招致四面八方的非议和诛责，但在宣传队里却稍微有些例外，因为凡举演艺，总不免需要男女搭配——谁鸟耐烦总是去看单纯的和尚戏呢？故在宣传队里，男女生们相互的交际厮熟，是不足为怪的。余兄与杨玫君的恋爱，便是借了这演艺的便利罢——与杨玫君熟识的前夕，余兄就已经对其有些垂涎了。余兄曾不止一次的扬言杨玫的芳容与其童年时一位青梅竹马的女孩儿长得十分相像，而那女孩竟不幸于游泳时溺水而亡了。余兄说，多年以来其一直对于这不幸夭折的童年伙伴怀着深深的记念……这大约是真确的，因为我确曾在余兄的日记本里发现过一幅夹在其间的照相，那照相中的女孩果是豆蔻梢头婷婷袅袅，与杨玫君确有着几分神似。　　
　　于是，在一个我们正演出的暖暾之夜，我亲耳听见余兄在舞台的幕后，对杨玫君说了他的这段伤怀故事，我想杨玫君一定也受了很大的感动罢，我记得她先是时沉吟，而后半开玩笑似的对余兄说：　　
　　“也许，那个女孩真的就是我罢……”　　
　　接着发生的故事我便不甚了然了，因为余兄与杨玫君的交际渐渐的转入了隐秘状态——那时，在校的中学生发生恋爱，倘被校方侦出，轻则以流氓行为而得到处分，重则甚至被送去劳动教养，为避险计，少年男女们发生了恋情，通常便要转入秘密的地下……然而毕竟是挚友，我多少还可以知道一些关于余兄与杨玫君恋爱事迹的片段，譬如，我见过余兄致杨玫君的诗歌，文句相当的“婉约”，而杨玫君则也时常以纸雁相复，虽多是寥寥数行，却言简而意赅……　　
　　然而，这隐秘的罗曼蒂克却短暂，不久便忽然间败露了。　　
　　这变故在于杨玫君的不谨，竟将夹藏着余兄致其长信的乐谱遗忘在一同练习小提琴的师兄家中，并被师兄缴获了——这师兄立刻将信上呈阮恩博女士，并在其日常所及的范畴里，将其发掘出来的这个“大浪漫”广泛的宣扬。这师兄平日与余兄并无冤仇的，然而此刻却竭力的煽风点火——我猜一定是怀着嫉妒罢？　　
　　余兄立刻被逐出了阮恩博女士的宣传队——年逾半百仍孑然一身的阮女士对于少年男女，尤其是正学习文艺的少年男女们之间的恋情向来深恶痛绝的。因余兄在其那封被缴获的信中也提及了我（余兄告诉杨玫君，倘今后其由于毕业而联系不便，将委托我权充信使），于是我也一并受了株连，作为帮凶而同被驱逐了。好在余兄已届毕业，校方倒也并未追加更严厉的苛责，只是由阮女士亲见余兄父母，责成家庭对其加强管束等等，余老先生当即抄检了余兄房间，盛怒之下将余兄平日所有的心血之作，包括与我合作，方被退稿的电影剧本原稿统统付之一炬。杨玫君则被其家长严密的保卫起来，从此禁见余兄——杨玫君父母眼中，余兄无疑已经是个善于勾结少女的不折不扣的流氓，幸而这绯闻被及早的揭露在萌芽之中，女儿如今简直是虎口余生了。　　
　　自此变故之后，余兄再也没有踏入过这片风波汹涌的校园，也从此再没有涉足演艺……他先是去了东郊的西岗果木农场插队，之后返城念大学，这期间与杨玫君咫尺天涯，杳无瓜葛。
　　写到这里，少年余兄的故事，凡我所知道的，大略已经说尽了。然而余兄的故事非但并未结束，相反却跌宕反复一直接续到了今天——于我印象中，仿佛每过几年，余兄的生活就会发生令人始料不及的变化。简单说罢，余兄自农场返城后与杨玫君再续前情，公然的又相恋了数年，由于杨玫君家庭顽强的阻挠，终于分手。之后余兄娶了一位女法官做太太，生了个漂亮闺女。杨玫君则嫁了一个上海人，育有一子。然而余兄与杨玫君似乎决意要将他们的罗曼史演绎到极致，过了数年，二人偶遇，旧情复萌，遂各自毅然离婚，终于筑起了一个久已憧憬的家。我曾于二人新婚不久访问过他们坐落在紫金山北麓的寓所，这座由两个毗邻的公寓沟通而筑成的新居，尚古而弥新，宽阔却曲折，仿佛正象征着男女主人的爱情。我落座在客厅，听着杨玫君弹奏钢琴，在《致爱丽丝》的旋律的烘托中，看着他们膝下一双各自的儿女一同和睦的玩耍，由然为他们终于的幸福而欣慰……余兄还邀我同赏了他们穿着婚纱的照相，那些照相上的杨玫君风采依旧——不不，似应说，比当年又增添了愈加绰约的风韵了……　　
　　倘就此结束本文，该是个美满的结局，正所谓花好月圆，然而我还是不得不添上令人败兴的几笔，这续貂非我所愿，但造化原本是如此弄人的，我不得不将生活的真实呈现出来——前年春节，余兄来访，劈头便告诉我道：　　
　　“我与杨玫之间有了些变化，她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