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岁月的坏小子

      壹
　　从现在回溯三十五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时候虽仍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然而中学里资产阶级的牛鬼蛇神，甚至及其他们的余孽，却似乎都已经被扫尽了，革命的小将们便忽然觉得有些赋闲——至少于我是如此的。当我满怀着豪情地加入“红卫兵”这个如今早已臭名昭著的组织的时候，红底黄字的袖章上除了依然沿印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几枚遒劲磅礴的毛体草书外，下面却业已确之凿凿的添加了一行“中等学校红代会”这令人泄气的小字了——这字眼所昭示的含义，无非是提醒袖章的佩戴者们时刻的牢记，激荡和暴烈已成过去，眼下大家都再也不是散兵游勇，而是由“组织上”所管辖的人了——倘不服从这管辖，则一律都归类于“无政府主义”，而秉持这主义的人，势必对于仍然进行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有所妨害，所以必须时常遭到批判的。
　　然而，于这严厉的管辖之中，叛逆竟然还是起了。
　　大约是在我念高中的某一天，学校里忽然押来了五六个穿着正宗的我军军服，却被剃了光头、佩了手铐的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每人的身后都由一员警察督促着，垂首伫立在操场前端那座高耸的主席台上，被早早就集合在下面的全体师生以鄙夷的眼光所仰望——这群少年正是一伙目前在整个城市中被巡回批判着的“革命的叛逆者”。这些忤逆的少年据说一律都是革命军人的后代（所以他们才可以获得并穿着正宗的我军军服，而非市面上向来所流行的仿制品），他们却立志要背叛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换回的红色江山，竟然企图铤而走险，偷越国境，去投奔我们北方那时候最凶恶的敌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所统治下的苏联。
　　当年对于这些叛逆者施行揭发批判的文稿，是由我朗读的——大约由于我可以讲一口尚属纯粹的普通话的缘故罢，这类显赫于我早就是家常便饭的，其好处是——便于我的回忆，使我在三十余年之后仍然可以清楚的叙述我所批判的这些败类所犯下的弥天的罪行。这罪行大略是如此的：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长期的腐蚀，这些原本可以继承先辈事业的革命后代，于潜移默化中渐渐的丧失了（或者原先根本就不曾树立）革命的理想，转而对于资本主义抑或是修正主义糜烂的生活方式却疯狂地崇拜起来，从而蜕变成了一群好逸恶劳，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为了可以“娶三四个老婆”， 他们竟密谋偷渡国境——警察对他们施行抓获的时候，这伙叛逆的败类正伪装成现役军人，身怀着凶器，流窜在去向东北边境的火车上。
　　我从那时至今，都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所朗读的任何一件对于各类罪恶实行揭发批判的文稿的真实性，因为我几乎每读罢一个段落，一律都要按照事先的布置，对被批判者进行厉声的质问：“是不是事实？！”而得到的回答也一律都是肯定的，即所谓“供认不讳”者也。而况，对于眼前这几个企图偷越国境的败类，警察早就将从他们身上缴获的凶器——匕首、军刺以及火药枪——铺陈在主席台上玲琅满目地展示了。
　　叛逆的败类们的恶劣，还并不仅仅在于叛逃，而更加在于他们还扬言将率领敌人的军队“打回老家”来，杀光所有曾教育或管辖着他们的学校里的革命师生，即便是对于自己革命的父辈，也绝不留情。譬如有个败类曾如此问过另一败类道：“你爸也是共产党员，等我们打回来，你怎么对待他呢？”
　　那被问的据说没有丝毫的犹豫，斩钉截铁地答道：“我先问他跟不跟我走，要是不跟，我就一枪干掉他！”
　　便是这一句话，使我以及听我朗读的师生们得到了最大的震撼，使我们从这展现在眼前的活生生的触目惊心中领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正愈加严酷的进行着——诚如列宁同志所说：“资产阶级在行将灭亡的时候，跟一个人的死亡是完全不相同的，人死了尸首可以抬出去，但是资产阶级的尸首却无法钉在棺材里，埋葬的坟墓里，它在我们的心里腐烂着，它发散着臭气……”
　　不过，尽管被了震撼，批判的文稿也确实由我朗读，我仍觉得这令先辈们痛心疾首的背叛仿佛只是一个距我遥遥茫茫的传奇。我与在眼前垂首伫立的这些同龄的忤逆少年原先就并不相识，而且于这慷慨激昂的批判仪式闭幕后的不久，便迅速地忘却了他们的姓名——然而我没有预计到，这些叛逆的败类曾经的为伍者之中，却还有着一匹漏网之鱼，一直相当长久地隐藏在我的身边，作为我的同窗甚至朋友，与我朝夕与共……
　　贰
　　我姑且先不说那匹“漏网之鱼”是谁——不说之故，是为了给予我的叙述添加一些悬疑，性急或懒得猜谜的读者倘实在不耐烦，可以先看后面的结局，这是不要紧的。其时我所就读的这个乱象丛生的班级，简直就是一片滋生叛逆者的沃壤。倘那时便对于那个我所谓的漏网的叛逆者实行追查，则我想，至少有十人以上，是具有被嫌疑的资格的。
　　这确乎是个顽劣少年云集的所在，倒也并非个个都具有偷越国境的雄略，只是他们统一的标志是几乎每人都擅于吸烟，其余，则各有专长了。我们那时的班主任对于这些顽少一向怀着万分的无奈甚至于忌惮，据这班主任的结论，班级里尤具危害性几员顽少被归纳为“三张一肖”，即张姓者三员，肖姓者一员。而我却以为还多，譬如尚有陈姓的一员，其实那危害的实力，是更凌驾于“三张一肖”之上的。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描摹一下当年这些顽劣的少年罢——如同江湖上的传统，他们都是具有绰号的：
　　“三张”之中的第一张，绰号疤子——起初我以为这绰号过于难听，而生怕称呼起来会招致其敌对，后来发觉这是多虑，疤子自己是并不在意，相反倒还将这绰号引为自豪的，有一次我便看见其在一场即将发生的暴力对峙中，挺身出来骄傲的向对方宣扬道：“我就是疤子！”
　　疤子除吸烟外，专长却不多，只是一味的胆子大嘴巴脏，并勇于扰乱课堂，倘真的动手，便会呈现出他的技穷来，我记得有一次，疤子在校园里正欺负一个向来被鄙薄为“二尾子”的具有女性化倾向的男生，却被这男生随手的一个“大背”便腾空继而结实地掼在水门汀地上，半晌不能自己爬起来。
　　疤子的生性还在乐于炫耀，其从不隐瞒自己做恶的行径，尤其对于勾搭女生的方面，更是竭尽了渲染，即便面对着校方的审问也向来都是夸大其辞添油加醋，丝毫不吝扩大自己的罪名，简直好像在争取荣誉——然而后来又总是终于被证实，他其实并没有作出什么值得挂齿的建树。
　　“三张”之中的第二张，其绰号很平常，叫做老五，起初我疑心这只是他的小名，然而他却似乎并不在家中行五，所以我终于还是断定所谓老五确实是他在江湖中所得到的绰号或曰诨名，五者，大约是说，至少在其之上，还有四个上级，而他坐的则是第五把交椅。这老五看上去好静而不好动，仿佛很内向的，至少我是并没有看见他在街头的殴斗中亲自的冲锋陷阵——他向来都只是荫在神秘的幕后。我曾经有一次在一座公共汽车站前遭到莫名其妙的暴打，便缘自老五的唆使，是时他正远远的隐蔽在公共厕所里隔岸观火，待事毕之后才鬼鬼祟祟的从那污秽处溜出来——却仍然被我发现了。
　　老五尽管看似内向，却长于“钓鱼”——这是黑话，译过来的意思便是通常所说的“勾引女人”了。在我与老五同班的四年中，校园里仿佛总是流行着关于他如何“钓鱼”的耳食之谈，据说他于此道的技法，也颇多样的，除蓄意制造街头的偶遇外，传递情书、赠送电影票，全是屡试的招数。我并不知道他的成就是否丰饶，究竟俘获了几多的芳心，总之是时常听说他一直在这“垂钓”的事业上孜孜不倦地勤奋劳碌着——及至有一天，时为校方“反腐蚀运动”骨干的我，终于真确地缴获了老五的一封所谓“情书”，上面仅有的一行半通半不通的文字却居然还是由别人代笔的。鉴于我后来将这情书的内容作为好玩而流传开去，于是有了公共汽车站所遭受的那顿暴打——这段故事，我在《关于灵魂的往事》那篇里曾详细讲过——原本是我的轻妄，挨凑是无可抱怨的。
　　“三张”中的最后一张，其人物便简直有些喜剧的色彩了，他的绰号叫做“呆鹅”——也很不中听的。不过他自己向来并不以为自己真的呆若蠢鹅，所以倘当面称呼起来，他是不免要忿忿然的。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竟忽然发觉这呆鹅简直是个好孩子，除学习成绩不堪之外，我竟忆不出他更多坏处来——扰乱课堂么？他无非只是会演出一些哗众取宠的洋相——要么没有任何缘由便旁若无人地怪笑，要么故意从座位上咕咚的摔倒。以我那时的私见，这洋相非但并不可恶，倒简直有些可爱的，而且调谐了课堂里原本难以挥发的沉闷。——行凶斗殴么？至少于我所能目击的范畴里，呆鹅向来只是挨打——譬如有一天我们正在校办的工厂里做工，呆鹅忽然觉得屁股上仿佛被谁踢了一脚，伸手一摸，居然摸出满手的血迹来——他竟中弹了。这是一次神秘的气步枪的狙击，而射手究竟来自何方，又为什么选了呆鹅的屁股做活靶，至今都仍然是个迷。——沾花惹草么？我以为当年的呆鹅其实对于男女之事简直就根本尚未开窍，否则他绝对不会如此乐于当众出洋相的——倒是临近毕业，尚未开窍的呆鹅却当真因为女人而栽了跟头——然而并不是因为其对于女生实行勾引。是时，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而将一瓶汽油携进了课堂，并点燃起来——大约是为了好玩罢，不料这火势竟失控，烧着了前排座位一个女生长长的麻花辫子，这女生立刻愤而向校方报了警，不一会儿警察便迅速的赶来，将呆鹅铐走了……至于呆鹅后来什么时候被释放，我就不十分了然了，我只知道他终于被学校处分，直到毕业，这项“课堂放火烧女生”的罪名都并没有撤销。
　　叁

　　对于所谓的“三张”进行了扼要的绍介之后，按理该循着顺序接着讲述余下的“一肖”了，然而我还是决定先将其暂且放下，而优先说一说我所追加的那个陈姓的顽少——两年前，我中学里的班长，如今已是名医的林建君忽然在网络的校友录上颇沉重地向同窗们宣告一则“坏消息”道：“大头”病重，此刻正在他的医院里被抢救着。
　　我顿时觉得万分的惊讶。
　　这“大头”便是我将要优先讲述的陈姓的顽少——对于他的竟然病重，我甚至一时不肯相信这消息的真确。我自毕业后再也没见过大头，故不知道那个曾经健硕强悍到极致的大头何以竟被三十余年的光阴作践到了需要在病房里抢救的境地。
　　关于大头的健壮，昔日的同窗故旧中曾有这样的故事私下里流传着，说是我们毕业的数年之后，电影院里开始有美国的电影映出，其中一部叫做《第一滴血》的，其男主角那宛如古希腊雕塑般健美的身躯颇令中国的观众叹为观止。我们的一位同窗也去看了这电影，之后同样的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说“是啊是啊，这鸟大汉真的很壮，简直快赶上我们班上的大头了”……
　　林建君在他的布告中并未形容大头的病像如何的险要，而我就更加无法设想出大头在病床上日夜躺着的样子，我印象中的大头，似乎恒久的停留在三十五年前了——他总是光着上身，下穿一条镶嵌着白边的翠绿色运动长裤。那时候大头的身上竟已经有了纹身——大约是在他的左臂上罢，我依稀记得是两枚并不工致的汉字，究竟什么字，我记不起来了。甫一行走，他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纹了汉字的胳膊架起，以使那胳膊上一条一条的肌肉尽量的显现，而整个的身躯则随着步伐的节奏不可一世地摇晃着，呈现出一往无前横行霸道的气概来。这行走的姿态，与如今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倒很神似。
　　大头的出身贫寒，是众所周知的。我初与大头同窗时曾问及他父母的工作，大头并不以言语做答，只是做了个很奇怪的类似涮羊肉似的手势，后来我才明白那其实洗刷马桶的动作——我只知道大头的母亲以洗刷马桶为业，其余便不详了，总之其家境是相当的不堪。据说后来大头曾与同窗叙旧，言及当年也曾试图努力的学习并做个好孩子，然而腌臜恶劣的生活环境却终于将他塑造为一个那时代最为标准的坏小子。
　　与其他的顽少不同，扰乱课堂这等儿戏，大头是不屑的。倘听课听得实在不耐烦，大头以为，与其调皮捣乱倒不如直接逃学来得爽利。有一阵他简直颇好学习了，上课竟时常的踊跃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只不过总是把“淀粉”和“蛋白质”说成“蛋粉”和“淀白质”……与大头同学四年，我也不曾听见他有什么绯闻传出来——施耐庵的《水浒传》里曾论述道，但凡武功盖世的英雄们，每日只顾打熬体魄，于女色上便不十分要紧了，这话看来是很有些恳切的。但是大头似乎也并不打架——尽管那时顽少们的江湖中关于大头如何厉害的传闻甚嚣尘上，他的名望也确实如日中天，我却极少见他出手过——但这绝不意味大头是浪得虚名——鉴于大头的强悍，其实反倒助成了他在江湖上的谦逊，那时凡有顽少们聚众殴斗的预约，大头总是首先会被邀去助阵的，有时候甚至是殴斗的双方竟对大头同时的相邀——这情形凡一出现，架自然也便打不起来了。
　　大头几乎是我在这个班级中唯一从来没有发生碰撞的顽少，这倒并非因为我与其相交甚笃，相反那时我们之间曾经相当敌视，这敌视终于没能导致战斗，大约也是因我怵于大头那过于强悍的威压罢，所谓弱邦不犯强邻，便是这道理了。不过，即便平日里敌对的同窗，倘遇到外侮，而大头又恰好碰见，他通常都乐于相助的，譬如有一回，我正在放学的路上被一伙仇家追打，大头见了便一把的将我从劈头盖脸的“拳雨”中拉出来——他一如既往的并没有出手，只是大声地斥我为笨蛋，并及时的指导我道——
　　“盯住他们当中那个最小的照死里打！”
　　大头于火线上给予我的临阵指导，实在是相当高妙的，这高招使我后来不知道多少次在敌众我寡的殴斗中化险为夷，几乎再没有吃过什么大亏——就这样受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直至我最后一次与人打架……
　　小我一岁的大头，如今也该年近半百了，我听说他参加了新近举行的同窗的聚会——想必一定是从林建君的医院里康复了罢？然而与其会面的同窗却描绘说他现在仍然极消瘦，昔日的健硕强悍确实早已荡然不返了，并仿佛患了酒精依赖症，总是一刻也不停的豪饮。豪饮的余暇，大头说，他如今已将全副的精力都倾注于教育他的女儿，盼着她拥有一个远胜父辈千百倍的锦绣将来……
　　肆

　　上世纪七十年代，教育界所风靡的，是开门办学——几乎每所学校都在远离城市的郊外另设了一座分校，这类分校与其说是用来教学，到不如说是用来对于学生实行农耕的训练，因此称这样的所谓分校为农场，其实更恰如其分的。这以学生来实行耕作的农场，还具有另外的一项奇妙的效能，就是可以非常方便地阻止向来不耐烦上学的学生们的逃学——离城市五十公里而又身无分文的企图逃学的学生们，即便怀着徒步远征的勇气而出逃，不消走上半个时辰，也就都被驾着小型拖拉机追来的农场的管理者（这里似乎不便称呼他们为老师）抓捕回来了。
　　我下面终于要说的，这个隶属我的班主任所归纳的所谓“三张一肖”之中的那个肖姓的顽少，便曾经发生过从农场逃跑的图谋，并真确的实行了——至于其是否成功，后面再说——是时，我正是他所在的这个班级的实质上的统治者之一。鉴于我们的班主任对于这个所谓“乱班”管理上的无能为力，便干脆将班级日常的统治权几乎统统交给了从学生中选举出来的“班干部”，我那时正有幸得到如此大权在握的委任，而如我这类的班干部的一项主要的使命，便是对于那些无法无天的顽少实行有效的“专政”。因此，我要说的那个肖姓的顽少，便一定是我的敌人了。
　　这肖姓的顽少，绰号叫做“拐子”——“拐子”在南方的语言中有时既指人贩子，也还指腿部具有残疾但又尚可以行走的人，我所要绍介的这个拐子，是属于后者的，据说他很小的时候罹患小儿麻痹症，铸成了两条腿长度不一的后果，因此班级上也一度有好事者另赠了其一副更加谐虐绰号，叫做“一米五一米六”。
　　与前面我所绍介过的大头完全的不同，拐子俨然好出身——父亲是战功卓著的一位革命军人，并据说，这个革命家庭的后代中，除了拐子之外，其余的兄弟姐妹都是冠冕堂皇的优等学生，因而即便在家庭中，拐子都属于另类。我们班级中有拐子的发小，曾不止一次的言及拐子的父亲是如何对于童年的拐子实行管教的——那管教简直并非革命军人而是反动军阀的风格了：他父亲总是将他捆绑在大树上，用带着铜头的军用皮带对其近乎残暴地殴打。
　　而这残暴的殴打却并没能阻止拐子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劣少年。
　　拐子几乎是无恶不作的，凡如前所述的其他顽少所具有的专长，拐子都集于一身，并另兼有抢劫偷盗这类更高级别的强项。拐子的作恶往往并不拘泥于校园，而多混迹于社会，因此与其过从甚密者，也都并非校园里那些熟识的面孔。这些并非来自校园的陌生面孔的凶恶，我是屡次领教过的。尤其自我做了所谓班干部，便数不清有多少个傍晚，在放学的路上被砖头木棍皮带自行车软锁打得抱头鼠窜，最令我恐惧的一次，是一只粗壮的胳膊勒住了我的脖子，我在将要窒息之中分明看见了一副泛着冷光的弹簧刀在眼前闪耀。那个瞬间，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喊出了“救命”这个词……
　　可是不久以后，拐子竟忽然要与我做朋友了。
　　我也说不清这巨变如何起始的，总之是我渐渐的发现拐子似乎有了一些“要求进步”的意思了——我那时正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毛泽东主席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了解到人的境界大抵都可以“一分为二”的：既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因素，而拐子“要求进步”的迹象，大约正是所谓的“积极因素”萌发了罢？那时我们整个班级都正被遣在如前所说的校办的农场里，半日学习，半日躬耕，而向来善于偷懒耍滑的拐子偶尔的竟也乐意参加一些公益的劳动了，譬如打扫厕所或者猪圈的卫生之类——这类劳动通常并非官方的布置，而是额外的奉献，不做并不要紧，做则往往获得额外的表彰——这表彰于拐子，无疑是破天荒的。
　　闪烁出“积极因素”的拐子，这时与向来敌对的学生班干部、尤其是与我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走得近切——我无疑是极愿意见到这局面的，其一是从此可以脱离来自校园之外那些屡遭的凶恶袭击，其二是倘若拐子果然浪子回头，我便也可以分得一份帮教成功的政绩，这政绩在彼时，对于一个学生干部来说，确乎可以算是莫大的政治资本了。
　　于是，我与拐子竟做了好朋友。那段日子里，每看到拐子做出哪怕丝毫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行动，我心里都油然洋溢着成就的喜悦，我丝毫不吝啬在校方的领导人跟前对拐子的表现做出溢美的绍介，我迫切地期望拐子可以成为由我一手造就的“后进转化为先进”的楷模和榜样……拐子也配合着我，平生第一次向先进的红卫兵组织写了“思想汇报”，并为了宣示他将要与过去决裂，开始向我坦然的忏悔他曾经的恶行，起初是坦白一些小的行径，譬如曾经将某个学生干部所晾晒的衣物包了石块扔到了水塘里，或在某个老师的饭盒里撒进捉来的蚂蚁……随后不久便渐渐的将我所曾经遭受的那些恐怖殴打的内幕向我敞开，包括数十个行凶者的姓名（可惜这些恶徒都来自校外，因此我仍无法对于他们的行凶予以追究）。拐子说，他如今已经决心不再与这些恶徒为伍了。
　　拐子还居然宣布他戒了烟——有一天他将我约到农场附近的小卖部里，将身边所有的零用钱都换成了面包饼干之类的食品，其中大部分赠了我，他说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克制自己的烟瘾——身边倘没了钱，即便产生了吸烟的欲望，也会因为没钱买烟而作罢——这诚挚，当年曾使我在内心发生了无法形容的感动。
　　我与拐子之间所发生的这如梦如幻的变迁，委实曾使我感觉到做一个学生干部是何等的光荣与幸福——然而，令我万万始料不及，充满美妙感觉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不过数月，这副仿佛是由我自己亲手所描绘出来的荣耀的画卷，在一个阴霾的夜晚竟忽然间无情地破碎了——那天晚饭后，拐子突然失踪，随后校方驻扎在农场的最高领导人向紧急集合起来的全班同学肃然地宣告——拐子身负着严重的罪责，悍然逃跑了！
　　伍
　　拐子的逃跑，其实是有先兆的。在他潜逃的前夕，曾委托我向校方转呈过一份请假书，言其自觉身体有恙，需回城就医——拐子原本就身怀残疾，虽然轻微，但平日的体育课或具有强度的劳作，向来都得到豁免的。然而这次的请假却明显属于借故，所以校方便立刻驳回了。我记得那天拐子得知他的请假并未获准，情绪立刻发生了强烈的异常，当晚便拒绝吃饭，独自坐在宿舍里吸烟——此刻距离他的宣布戒烟方不足一月——这反复自然颇令我沮丧，但我却并没有去做更加严重的预想。
　　然而第二天，他便潜逃了。
　　他逃走的这个夜晚，我与校方派驻农场的领导人以及所有的班干部们都彻夜未眠，夜以继日地研讨着拐子的逃跑所暗含的玄机——继而整个农场的全体都加入了对于这突发变故的破解。不久，蛛丝马迹便渐渐的被显现了——有同窗从拐子的床下发现了一小堆被撕得粉碎的纸片，经过精心的拼凑，发现这纸片其实是一个具名为“大个子”的陌生人致拐子的信件，信中所能读得明白的篇章，是以万般的急切催促拐子迅速设法从校办农场里脱身，回到城里与其汇合，其余内容则近乎于黑话，语焉不详。又有同窗回顾说，两天前，其亲见拐子在农场后山的一座坟堆边奋力的掘着什么，大约是找他以前暗藏的什么凶器罢，抑或是盗来的脏物也说不定。还有同窗则趁机精辟地分析道，前一段时期拐子之所以伪装进步，无非是为了博取校方以及班干部们对他的好感，从而松懈警觉，给予他请假的方便……
　　这同窗最末的分析，对我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是夜我并没有很积极地参与对这突变的研讨，我的脑子正一片混沌，遭受欺骗的愤怒和遭受戏弄的羞愧相互的交织着，使我根本无法厘清这突变的真确与否。于这混沌中，我忽然记起了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患病发高烧的感觉：眼前的一切都似乎又辽远，又切近，亦真亦幻，飘飘渺渺的。
　　经过彻夜的研讨，校方确信：拐子的潜逃，一定与某件极具危害性质的犯罪案件有关，于是立刻责成校政工部门抢在这危害铸成之前通知公安机关，同时派遣就近的人员赶赴拐子的家——这决策是英明的，他们果然在那里截住了连夜逃回，正喘息未定的拐子。
　　拐子很快得到了校方并不算十分严厉的处分，我记得大约是记过罢。后来有舆论说，正是校方及时的堵截挽救了拐子，使他并没有来得及卷入一宗后来震动整个城市的叛国未遂案件。数月之后，这叛国未遂案件的要犯们——一群背叛革命家庭的少年叛逆者，便开始在全城市的各个校园中被巡游，接受广泛而隆重的批判，当这批判巡回到我的学校时，那批判的文稿，是由我朗读的。
　　尾声
　　今年的春节，我去弟弟的家里做客，见到方读高中一年级的侄女正发奋地做预习，问及假期几何，言不过数日，随后便又要回到学校里去，焚膏继晷地苦读，积筐盈箧地答卷……少年的活跃无羁，于他们是早已不相干的了，十六岁的侄女竟负气道“不如早点嫁人算了”。我不禁惋叹起来——我们后辈的青春，仿佛仅仅不过是他们用以换取未来的消耗品，而时光回溯三十五年，尽管困苦，尽管荒谬，尽管羌杂，我仍以为，我们的那一代人，才真正拥有和享受过青春。顽劣么——那不过是青春的本性而已，正如我的那些曾朝夕与共的同窗顽少们，我们可以馈赠他们以坏小子的名誉，但我们也终于不能不承认，他们——抑或说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才是真实的青春，甚至是充满快乐的青春。
　　我并不知道后来我的那些顽少同窗们大多数是什么下落。前些年旧时同窗的聚会不多，而我又为了谋生远去了北方的异地，所得到的故人的音讯，更是寥寥了。但偶尔的机缘中，也还会有些零星的消息辗转地传来，譬如，我听说呆鹅自己创办了一座专门制作各类制服的工场，大头则在郊外开辟了一家颇有特色的餐厅，各自都做了老板了。再就是拐子——前些年，同窗们纷纷的流传说，他因为犯了杀人罪而被判了枪毙，已经早就不在人世了。而最新近的说法是，他果然获得了死刑，却并没有立即执行，而是受到了缓期，至今或仍然住在监狱里，或已经被了假释——但是，同窗中并没有人曾经真确地见到过他。

                              ——题记·摘自余毅座右铭
 

       上篇

　　余兄，姓余名毅，我少年时代的挚友，长我两岁，因此倘只是照着字面的意思，将“余兄”解作“余之兄长”，也并不错的。
　　记得大约是三十多年前的有一年夏天，我与余兄及另一同窗好友胡决胜君一起，去南京东郊的灵谷寺攀“九层塔”，登及塔顶，却并不赏玩风景，从书包里随手的掏出笔墨，就着塔壁现成的白墙便即兴赋诗，写的什么句子，如今是早就记不真确了，然而绝非是“到此一游”，总之大抵不外喻景于情，称兄道弟之类，写罢以水代酒，于和煦煽动的暖风里，三只军用水壶碰得丁当乱响，颇有些“桃园结义”的豪情。
　　除称兄道弟外，余兄在平时里，也自然时常的呈出一些做兄长的情分来，譬如于学业上，余兄便一向给予我极其重要的驰助。这驰助虽与当年组织上所倡导的“一帮一，一对红”有着天壤的分别，但对于我能够安然地度过学生生涯，同样具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余兄的学习是极好的，尤擅数理化等诸科，而我的学习则极差，又尤以数理化诸科为甚，因此余兄的的相助，于我来说便见得尤其重要了——是年我念高一，余兄业已高中届满毕业，为驰助我计，仍还时常混迹于校园，每我临考，余兄便埋伏在近邻我座位的考场窗外，我在考场里领得考题，立即争分夺秒地另纸狂抄，抄罢揉成一团，趁监考老师不备时扔出窗外，余兄窗外接了，便也争分夺秒的奋笔代做，做罢也揉成一团，复再从窗口扔回考场，每当那纸团仿佛附了轻功，飘然无声地落在我的桌面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暗地叫声“惭愧”——这意味着，我只消将那纸团上的数字抑或是文字一丝不走样地誊抄在考卷上，便可以宣告这一个学期终于可以大致美满而且逍遥地混过去了……在我的记忆中，余兄这简直是及时雨般的驰助，大约至少坚持了数个学期，直到他终于被远送到东郊的西岗果木农场去“插队”为止。　　
　　除了学业上的相助之外，我平日里倘或有了仇人，余兄还会给予我武力的协助——我中学时代最大的仇家，当属我曾经的同桌，其正式的学名，写到这里的时候竟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来了，然而其小名抑或是外号——小义贵，却提笔就在记忆里跃然的冒出来——在我念中学的那时，小义贵这名目或绰号在我的学校所属的那几条穷街陋巷是颇响亮的，直到如今，凡曾在那几条街上居住或混迹过的故旧，倘提起“小义贵”来，言语颜色之间，仍多少还含着一些敬畏的态度。　　
　　然而那时我却勇于与小义贵为仇——这勇气，多少是基于仗着有余兄作后盾的罢。起初我与小义贵之间的交战只是发生在学校的大门外——在学校里面斗殴，通常会惊动校方而导致警察的介入，我和小义贵起初都还颇忌惮的，于是时常可以看见如此神异的景象：一对仇家可以就着同一面课桌相安无事地度过从早读早操到三节课包括眼保健操都结束的一个绵长的上午，中午放学，方出校门，猛烈的战斗便开始，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从校门口到胡同口的大约一华里路程，我和小义贵都是且战且走着，直至分头回家的。到了下午，同回教室，复又会相安无事地度过两堂正课和一堂自习（包括每周三照例要举行的红卫兵排的组织活动），待离校出门，鏖战便依然的接续，依然的从校门口战到胡同口，至分头回家。　　
     当余兄介入了我与小义贵之间的恩怨，境况便开始有了大的变更——余兄仗着业已毕业，可以逃脱校方管辖的便利，以操场作战场，在校园里对小义贵进行公然的寻衅，战端一开便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有一天余兄斗得性起，竟冲入正有老师讲课的教室与小义贵扭成一团，活生生的搅了一堂好课。　　
     由于余兄的介入，愈加使我与小义贵的仇恨得到了波澜壮阔的发展，由单独决斗改为聚众群殴，战场也并不局限于校园或校门口至胡同口，而几乎扩散到了我们在这座城市里所可能混迹到的每一个角落，我记得那时的每一天，无论是走大街或是穿小巷，都必须提防着从哪个角落里窜出一伙相识或并不相识的同龄人，截了道路，板砖棍棒自行车锁军用皮带没轻没重地当头落下来。于我而言，挨打的时候固然是多了一些，但倘有战机，而我又抓得住这机遇的话，也可以得到一些小的胜利，譬如当我在闹市里偶遇小义贵之类，而其又并没有发觉这偶遇的时候，我便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冲上去，以随手可以权充的一切具有杀伤功能的物器对其实行袭击，或干脆擎上赤手空拳直捣对方面门，并在其尚未来得及抵抗之前迅速撤离，即便是敌众我寡时，这样突然的奇袭总不免可以获得一些战果，有时也竟辉煌的，譬如可以让对方的眼眶肿几天或者流几滴鼻血……然而当我将这奇袭的效力告诉余兄，却往往得到他的不屑，他这样问道：　　
　　“他们有多少人？”　　
　　我答：“两个”或者“三个……”
　　“那么，你是打了就跑的么？”　　
　　“是的，我打了就跑的。”　　
     “唉唉，你不该跑的……”　　
　　余兄的语气充满着对于我打了就跑战法的不能苟同，据着余兄的卓见，一个对三个或以内，力量并不算十分的悬殊，因此完全应该具有坚持战斗的胆魄，而打了就跑，多少含着一些怯战的意味，其实颇有些丢人的。　　
　　为尽早对于我与小义贵之间旷日持久绵延无期的战争做一个根本的结束，余兄不久以后专门筹划了一个大的行动，他选了一个夏日的黄昏，纠集了五七十人（或许还多），纷纷的携了器械，包围了小义贵的家——那天我是并不在场的，余兄有意将我撇下，也是防备事倘出格，譬如出了人命之类，可以为我免责，这便又足以佐证了余兄对于兄弟的情谊……是时小义贵一家正在院子里用着晚饭，听见门外聒噪得凶，小义贵撇了饭碗越墙逃走了，剩下其父慌忙从柜子里摸出一向收藏的好烟，堆出笑脸来开门应酬，又是鞠躬又是道歉，最后许了严厉责罚小义贵的诺言，才哄退了这伙来势汹汹的恶少。　　
　　这行动的实行，果然如余兄所预期的，使我与小义贵之间没完没了的缠斗戛然而止——自然还远谈不上和解，但每日放学一路上的零打碎敲果真是彻底结束了——之后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我与小义贵一直不战不和，每日相遇，熟视无睹，仿佛根本不认识的一般。再之后，小义贵终于辍学，流落到了社会上，与别人打打杀杀去了。我曾听说他之后几年在某几条街上打出了一些名誉，或简直是成就了霸业，但于我，也只是一段毫不相干的别人的传奇了。　　
　　……　　
　　写到这里，我忽然发觉我竟实在是误导着看客，将自己，也将余兄描绘成了一对十足的江湖恶少——这其实是非常不确的，固然我一直试图真实地描述少年时代的我与余兄，然而仍不免为了渲染出我们少年时代如何的轰轰烈烈，而只是对于记忆中那些最具娱乐属性的低级趣味的部分过于津津乐道——这足见我尚远未达到一个怀旧的长者所应该具有的高超境界，我发现即便是如实的述说往事，也简直那么艰难。   
　　经过反省，我决心遏制早已膨胀了的炫耀粗鄙的欲望，收敛了灵魂中所残留的施暴的快意，让美好重新在我的记忆中迸散——于这充盈着美好的心绪中，请允许我来重新讲述我与余兄的故事罢……　　
　　中篇

　　我与余兄既不同班，也不同级，之所以相识，是因我们都隶属音乐家阮恩博女士麾下的南京井冈山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余兄爱唱歌，专业一些的说法是叫做“练声乐”的，其时余兄专攻美声，经了阮女士赏鉴，歌喉当属“次高音”阶级。我进入宣传队的那时，余兄在校园里已经是俨然的名人了。然而倘让我做个实在的评价，余兄的唱歌远不及其说话的好听——倘是进行诗歌朗诵，余兄的一腔浑厚和悠长，听了之后，的确可以咀嚼出一些余音绕梁的味道——如今每与同窗叙旧，倘议及余兄，即便并不与其熟识者，只消提起四十多年前一首著名的长诗——《张勇之歌》，故人们便会立刻回到当年，耳畔回荡起余兄那抑扬顿挫的不绝余音，眼前则浮现出余兄沉浸在诗情之中的那份陶然，他总是张开双臂，一面向着前方那辽远无形的广阔做出拥抱状，一面引吭诵道——　　
　　……　　
　　啊！张勇！   　　
　　毛主席的红卫兵，  　　
　　草原人民的乌恩琪，   　　
　　革命青年的典范，   　　
　　你光荣的名字，   　　
　　永远铭刻在美丽的大草原，   　　
　　铭刻在草原人民的心间！
　　…… 　　
　　然而，余兄于歌唱方面，我却以为并不见佳，那一腔悦耳的浑厚和悠长不知为什么一经乐谱的浸淫，便立刻变得零落淅沥起来，显得高亢有余而宽阔不足，宛如一个功底欠厚实的京剧小生。我记得余兄曾经与一女生同唱过一首鼓动知识青年去农村的二重唱，歌名大约是叫做《上山下乡好》，这歌我向来并没有演唱过，但不知怎么的，这曲不动听词不优美的歌，我竟一直记得，其中有这么几句—— 　　
　　想起三年前，　　
　　相应党号召，　　
　　兄妹争下乡，　　
　　父母齐夸耀。　　
　　爸爸送我旧军鞋，　　
　　妈妈送我针线包
　　…… 　　
　　余兄与其貌美的女伴上得舞台，甫一开唱，台下的倒彩便起了，令我们的恩师阮女士好不尴尬，不久便将余兄的女伴另配了他人，而寻了一员音色深沉的男中音来调和余兄那过于尖锐的高音部，歌词中的“兄妹”也只好权且改为“兄弟”。　　
　　不过，我自己的唱歌，倘比较起余兄来，又简直还不如的——余兄尚可以勉为二重唱其难，我则在大合唱里滥竽充数都属勉强。不料这弱处反倒使我在这宣传队里有了更多更杂的行当可以充当，譬如说相声，说数来宝，甚至说评书……在这完全由中学生所组成的宣传队里，最令人敬仰的行当其实并非登台演出，而是幕后的执笔创作，我的杂役生涯中有一阵便正兼任着创作——所谓创作，亦无非是相声、数来宝和评书之类，而在这些创作中，有许多是与余兄的合作。　　
　　除唱歌外，余兄与我一样的喜欢写作——然而余兄境界却高，相声数来宝或评书，远不是余兄所甘于为伍的，尽管在与我的合作中，这些不登大雅的世俗文艺不免要时常涉猎，但我十分明白余兄对这些所谓的创作是相当不屑的。　　
　　余兄时常扬言要写“大部头”，而且必须是“暴露文学”。　　
　　我那时十三岁，阅读的范畴方限于《三国》《水浒》，余兄是年十五，阅读的味蕾已经嗅及茅盾先生的《子夜》或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了（颇有些书籍是从我家的书架上借去的，似至今尚未归还），这些书，当年都正被批判，向来严禁阅读的，在余兄这里却得到了极大的推崇，时常随处的散布其中的故事，并为此曾屡遭责罚，中学四年，余兄既没当上红卫兵，也没能加入共青团，我以为大约便是因了时常散布这些故事抑或是宣扬这些故事里的腐朽思想，从而丧失了加入先进组织的资格罢？余兄却罔顾这一切，依然张口闭口的都是“暴露文学”。　　

　　忽然有这么一天，余兄对我说：“我们写一部电影罢！”　　
　　于是，我们便以简直令人瞠目的快速，联合写出了我们毕生的第一部巨著——至少仅以篇幅计，它是堪称巨著的，我依稀记得这宏篇是写在了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印有“文化局剧目工作室”落款的专业稿纸上，大约三百余页罢，若我记得准确，那稿纸额定字数每页五百……　　

　　然而，我记得的，仅是字数，在我的记忆深处，对于我们一字一句写出来的那些文字，究竟是用来说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如今竟简直忆不出一丝一毫来——这是颇令我难为情的，因为我不得不从这忘却中颓然觉悟到，我与余兄其实什么故事都没写出来，我们仿佛只是写了无数看似畅通，却丝毫读不出含义的文句——难为我们竟可以将这样的句子堆砌得如此宏大。
　　我们的这部著作的名字叫做《火热的心》，它并非是一部余兄向来所推崇的暴露文学，相反，对于我们那时正经历着的革命，竭尽了颂扬，因此，我与余兄都坚信这样一部电影，一定将可以摄制出来，并且引发巨大的轰动——我们那个时代最好的电影首推巴金先生所作，描绘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儿女》，而我们所作的《火热的心》，里面也如《英雄儿女》一样的写了激昂的组歌，所以我们尚未完稿时，便已经憧憬着我们的组歌与《英雄儿女》的《英雄赞歌》一样在全中国流行起来的情形，那几乎已经是一副确凿而幸福的现实画面了——我们的女同学们，会将我们所写的歌词、所作的乐曲，工致地抄录在她们溢香的日记本上（我们已经确定这部电影倘摄制，曲子是一定要自己作的——阮女士早就教导过我们作曲的技法），女生们还将随处的炫耀着我们的署名，为与我们相识甚至同窗而自豪……　　
　　差点忘记说了，我与余兄在这宏篇巨作的牛皮纸封面上的署名，各取了每人姓名中的一字，叫做“钢毅”。　　
　　我们之所以坚信这电影将可以摄制的另外的缘故，还在于我们投稿的技法——业余的电影创作者们的投稿，无非是将稿件誊得清晰，然后在邮局挂了号，邮至某电影制片厂，或是乐于刊载电影剧本的杂志。鉴于我父母都曾是编辑，我见了太多编辑们处理投稿的暴虐，譬如发生被丢失了唯一的原稿这等奥斯特洛夫斯基似的悲剧，于是，为我们的巨著不至沦入专以著者为敌的编辑们的魔爪，余兄发生了一个惊天的奇想——径直将我们的著作寄给“江青同志”——不错，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夫人,那个时代中国文艺的实质上的最高领导者、被颂扬为中国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女士！　　
　　余兄的这个所谓的奇想，以及后来我们果真付诸的实行，倘以如今的眼光来看，或许是疯狂，甚至是荒谬的——因为江青女士以及她的集团在不久的后来被作为十年动乱的罪魁而遭到粉碎——但那时之前，两个十多岁的文艺少年是绝无法预计国家命运走向的，因此谁也没有理由可以质疑我们当年的政治立场。我想那疯狂和荒谬其实只在于，即便是如今，十几岁的文艺少年在向一个普通杂志投稿的时候，都还需要鼓舞起足够的勇气罢？我也至今不知道余兄以及自己的当年何以得到那样的勇气。　　
　　为了这壮举的实行，我们做了精细的预备，著作之外，专门另写了致江女士的激情盎然的信，由余兄执笔，我誊录（我的写字向来比余兄工整一些），信的启头处恭称“敬爱的江青同志”，接着表达了我们对于革命电影的痴迷以及对于参加女士领导下的文艺革命的渴望等等，末尾还不忘自谦道，我们都正年轻，水平不及热情云云……写毕，连同著作以牛皮纸信封一同的装了，怀着忐忑来到邮局。我至今尚清晰地记得邮局的那位看似獐头鼠脑的老营业员见到信封上“国务院文化革命小组江青同志亲启”的字样后吃惊的神情，他先是仔细校阅了文字，以确定自己是否看错，然后开始漫长而审慎地观察着我与余兄，并终于按捺不住，将信封打开企图查看我们致江女士的信件，正被观察得有些不耐烦的余兄见状，突然的厉声制止道：　　
　　“不许看！”……　　
　　尽管得到了呵斥，尽管满腹狐疑，老营业员仍终于为我们的邮件挂了号，并依照着程序真确地投递了——不久以后，这惊天的一投便难以置信的有了迅速的回音。　　
　　自然，是被了退稿。　　
　　出乎我们的意料，这退稿竟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我们致江青女士的信并没有被一同退回来，大约是被江女士收下了罢？后来我在我们著作的封面上发现了一行十分潦草却颇具气概的批字——“转北影”。我们猜测那便是江女士的字迹——或也不一定。随着退稿一起，还附有一封简短的回信，虽并未签署回信人的姓名，落款却是“北影总编室”，显然绝非江女士手笔。信中首先誉我们为有志少年，然而话锋一转，便毫不留情地判决我们的著作“没什么情节”，并随后教导我们，趁着年少，应该做些目下应该做的事情，譬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至于报效党国，自有来时，眼下万不可好高骛远，贻误了青春……
　　我曾经企图通过想象来鉴定回信者的样子，以口吻论，大约该是位长者罢——这简直是一定的。　　
　　这信所采取的措辞，以及所洋溢着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对于我和余兄从事专业文艺的决心有着不可估量的损害。而且余兄似乎较我更甚，因为自此之后，余兄便再也没有与我在文字上有过任何的合作，而且，我也终于再没有见过余兄写出过任何的文艺作品——三十余年漫长的光阴之间，我不知道余兄是否曾经在心灵深处重新燃烧起儿时文艺之梦的火花？或许偶尔，或许在偷偷的私下里，余兄也确曾重新拿起过当年那支笔，写下了一些起码可以让自己感慨，感动，抑或是感伤的文字？　　
　　假设是这样的罢，我始终在内心里这样的希冀着。
　　下篇

　　接下来该讲一讲关于余兄的恋爱了。　　
　　这一部分，其实我是并没有资格写出来的，余兄，以及其恋爱故事的主角们，当年都一律是独步艺术殿堂的文艺少年，或长于演艺，或长于器乐，放歌倜傥，翔舞风流，端的际会于一时，尤其余兄，身怀着一笔好文字，其爱情故事，倘由其亲自的写出来，自然是最相宜的事情了。然而，既然余兄至今并未写出来，或者写出来了并未发表，而我写到这里又恰好兴致正浓，收不住笔了，故只好请余兄见谅，让我抢了这先机——好在我原本只是局外人，便写，也只能讲述一个大略，权且算是抛砖引玉，为余兄今后的亲笔做个导读罢…… 　　
　　余兄的恋爱，我所确切知道的，发生在其与杨玫君之间。　　
　　杨玫君与我同级但不同班，与我及余兄一样同为阮恩博女士的弟子，所不同的，是杨玫君隶属器乐组，拉得提琴，弹得钢琴，才艺自不必说，更天生一副美人胚子，举手投足间颇有瑰姿艳逸，顾盼生辉的明星态度。我们那个时代早已不作兴选举校花了，但即便并不选举，杨玫君也早就是校园里当然不二的无冕之后。直至前不久，我遇见当年“灵谷塔结义三兄弟”之一的胡决胜君，叙旧之间忽然提及其曾与杨玫君邂逅，胡君感慨道：　　
　　“唉，当年的美女们如今都败了，只有她还没有败。”　　
　　尽管杨玫君几乎被公认为校园里最美的女生，却并非是那种仗着美貌而骄横刁蛮的是非公主，其平日为人不事张扬，一向是行路低头，遇人低眉，说话低声，仿佛简直是一个初进贾府的林黛玉。　　
　　余兄却活跃，而且不吝与女生的交际。余兄也是生来好相貌，虽不甚伟岸，却自有另一番玉树临风而不自藻饰的英俊洒脱，俨然仿佛早年红遍新旧中国，是时刚被打倒的电影明星赵丹——余兄也确曾在上海的街头，被人追问是不是赵丹的儿子。所以，余兄当年是颇招女生喜欢的——在那个时代的学校里，慢说是恋爱，日常里便与女生多说些话，都会招致四面八方的非议和诛责，但在宣传队里却稍微有些例外，因为凡举演艺，总不免需要男女搭配——谁鸟耐烦总是去看单纯的和尚戏呢？故在宣传队里，男女生们相互的交际厮熟，是不足为怪的。余兄与杨玫君的恋爱，便是借了这演艺的便利罢——与杨玫君熟识的前夕，余兄就已经对其有些垂涎了。余兄曾不止一次的扬言杨玫的芳容与其童年时一位青梅竹马的女孩儿长得十分相像，而那女孩竟不幸于游泳时溺水而亡了。余兄说，多年以来其一直对于这不幸夭折的童年伙伴怀着深深的记念……这大约是真确的，因为我确曾在余兄的日记本里发现过一幅夹在其间的照相，那照相中的女孩果是豆蔻梢头婷婷袅袅，与杨玫君确有着几分神似。　　
　　于是，在一个我们正演出的暖暾之夜，我亲耳听见余兄在舞台的幕后，对杨玫君说了他的这段伤怀故事，我想杨玫君一定也受了很大的感动罢，我记得她先是时沉吟，而后半开玩笑似的对余兄说：　　
　　“也许，那个女孩真的就是我罢……”　　
　　接着发生的故事我便不甚了然了，因为余兄与杨玫君的交际渐渐的转入了隐秘状态——那时，在校的中学生发生恋爱，倘被校方侦出，轻则以流氓行为而得到处分，重则甚至被送去劳动教养，为避险计，少年男女们发生了恋情，通常便要转入秘密的地下……然而毕竟是挚友，我多少还可以知道一些关于余兄与杨玫君恋爱事迹的片段，譬如，我见过余兄致杨玫君的诗歌，文句相当的“婉约”，而杨玫君则也时常以纸雁相复，虽多是寥寥数行，却言简而意赅……　　
　　然而，这隐秘的罗曼蒂克却短暂，不久便忽然间败露了。　　
　　这变故在于杨玫君的不谨，竟将夹藏着余兄致其长信的乐谱遗忘在一同练习小提琴的师兄家中，并被师兄缴获了——这师兄立刻将信上呈阮恩博女士，并在其日常所及的范畴里，将其发掘出来的这个“大浪漫”广泛的宣扬。这师兄平日与余兄并无冤仇的，然而此刻却竭力的煽风点火——我猜一定是怀着嫉妒罢？　　
　　余兄立刻被逐出了阮恩博女士的宣传队——年逾半百仍孑然一身的阮女士对于少年男女，尤其是正学习文艺的少年男女们之间的恋情向来深恶痛绝的。因余兄在其那封被缴获的信中也提及了我（余兄告诉杨玫君，倘今后其由于毕业而联系不便，将委托我权充信使），于是我也一并受了株连，作为帮凶而同被驱逐了。好在余兄已届毕业，校方倒也并未追加更严厉的苛责，只是由阮女士亲见余兄父母，责成家庭对其加强管束等等，余老先生当即抄检了余兄房间，盛怒之下将余兄平日所有的心血之作，包括与我合作，方被退稿的电影剧本原稿统统付之一炬。杨玫君则被其家长严密的保卫起来，从此禁见余兄——杨玫君父母眼中，余兄无疑已经是个善于勾结少女的不折不扣的流氓，幸而这绯闻被及早的揭露在萌芽之中，女儿如今简直是虎口余生了。　　
　　自此变故之后，余兄再也没有踏入过这片风波汹涌的校园，也从此再没有涉足演艺……他先是去了东郊的西岗果木农场插队，之后返城念大学，这期间与杨玫君咫尺天涯，杳无瓜葛。
　　写到这里，少年余兄的故事，凡我所知道的，大略已经说尽了。然而余兄的故事非但并未结束，相反却跌宕反复一直接续到了今天——于我印象中，仿佛每过几年，余兄的生活就会发生令人始料不及的变化。简单说罢，余兄自农场返城后与杨玫君再续前情，公然的又相恋了数年，由于杨玫君家庭顽强的阻挠，终于分手。之后余兄娶了一位女法官做太太，生了个漂亮闺女。杨玫君则嫁了一个上海人，育有一子。然而余兄与杨玫君似乎决意要将他们的罗曼史演绎到极致，过了数年，二人偶遇，旧情复萌，遂各自毅然离婚，终于筑起了一个久已憧憬的家。我曾于二人新婚不久访问过他们坐落在紫金山北麓的寓所，这座由两个毗邻的公寓沟通而筑成的新居，尚古而弥新，宽阔却曲折，仿佛正象征着男女主人的爱情。我落座在客厅，听着杨玫君弹奏钢琴，在《致爱丽丝》的旋律的烘托中，看着他们膝下一双各自的儿女一同和睦的玩耍，由然为他们终于的幸福而欣慰……余兄还邀我同赏了他们穿着婚纱的照相，那些照相上的杨玫君风采依旧——不不，似应说，比当年又增添了愈加绰约的风韵了……　　
　　倘就此结束本文，该是个美满的结局，正所谓花好月圆，然而我还是不得不添上令人败兴的几笔，这续貂非我所愿，但造化原本是如此弄人的，我不得不将生活的真实呈现出来——前年春节，余兄来访，劈头便告诉我道：　　
　　“我与杨玫之间有了些变化，她去了上海……”

消逝的电波

  （一）

  　我先是从香港向西，再从曼谷向东，绕了很大的圈子，才到了雨雾霏微的台北。第一件事，便是寻找意念中的仁爱路去——我的这企图并不是一年两年了。台北仁爱路这地名，我从小就熟悉的，知道这条宽阔的路上有着国父纪念馆，还知道沿着走，便可以一直走到“总统府”去。然而我并不是要去这两个地方——叫了辆黄澄澄的计程车，浑身湿漉漉的坐进去，便迫不及待问司机道：
　　“你知道自由中国之声么？”……
　　回溯三十五年，我大约十几岁罢，每个逃学的日子，在家里忐忑的猫着，闭了门窗，打开心爱的美多牌五灯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稍微将金属旋钮转几转，信号灯的淡绿色荧光便轻盈的跳动起来——这个设立在遥远的台湾省台北市仁爱路上的“自由中国之声”便会穿透很大的噪音冒出来，我总是怀着剧烈的心跳，兴奋莫名地听见这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电台呼号：“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现在对大陆同胞广播……”
　　请千万不要误会或疑心，我并非是那种由“军统”或者“中统”领导下潜伏在大陆上的谍报人员，或是企图铤而走险劫持飞机去“投奔自由”的所谓“义士”——其实我根本就一向不相信真如“自由中国之声”所宣扬的，这大陆上遍地都布满了上述那两类人物——在我那些懵懂的少年伙伴中尽管不乏“自由中国之声”曾经的听众，然而跟我一样，都并非是通敌或企图通敌的分子，我们共同的喜爱，只是听广播，尤其是喜爱冒着惊险去偷听敌人的广播。我们的这种行为那时也有个颇严厉的罪名，叫做“偷听敌台”，倘不幸被人告发，或不免也被迫要去和警察叔叔见见面，但我们往往却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仿佛染了毒瘾似的，趁着家长出去工作的便利，逃了学，掩门闭户如饥似渴地偷听着。
　　在我年少的那时代，我们的敌人似乎很多，因此属于敌人阵营的广播电台也并非“自由中国之声”这一家，通常比较容易清晰地监听到的，北面有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西面有美国的美国之音、东面有日本的ＮＨＫ……以及一些不知道从哪一面发射出的见天只是一味漫骂着我们的杂牌电台——我们那时的世界是如此危机四伏的。　
　　那末，先费一点笔墨来说一说莫斯科广播电台罢。当时中苏对立正达到颠峰，“苏联修正主义”自然要通过他们的喉舌来对我们进行卑劣的诽谤和攻击，然而他们的电台开始曲却沿用了颂扬中苏友好的歌——热情荡漾的《莫斯科－北京》，接着便由两位东北口音浓重但舌头不免仍有些打嘟噜儿的播音员宣读“本台观察家”什么什么诺夫或者什么什么诺娃写的文章，竭力强调苏联如今并非复辟了资本主义，或者诉说苏联曾经如何无私地援助了年轻的中国，彼中国羽翼丰满后又如何的忘恩负义等等。它的娱乐节目也中国味道浓郁的，往往一通“观察”之后，再播一首著名的中国歌曲，常常是《兰花花》或《走西口》。这些表达爱情的歌在当时的中国属“黄色小调”，不让唱的，我当即便意识到：修正主义果然腐朽，竟企图用这样的黄歌来软化瓦解我们的斗志……
　　这期期艾艾的电台后来倒与我有了一段小渊缘——中苏关系刚解冻的时候，我的朋友、画家郜科去苏联办画展，不料竟一去三年杳无音讯。郜夫人思念夫婿，正终日忧心忡忡，一日我忽然无意间从莫斯科广播电台里竟听到了郜科的声音——他在莫斯科的展览馆里，正接受着记者的采访，言其在苏联如何广受好评，如何如鱼得水，话里话外都很洋溢着一些乐不思蜀的意味。我听罢大惊，急忙转告郜夫人，却实在为伊又凭添了一份愈加深重的绝望，以至日后不久，若不是郜科归来得及时，郜夫人竟几乎改嫁了。
　　比莫斯科广播电台更擅蛊惑的，是美国之音，这电台“黄歌”从来没鸟耐烦去播的，只是每播一段新闻便突然没头没尾的奏一遍《扬基歌》的开头，然后就是一个自称赵克碌的男声和一个自称孙明的女声没完没了的唠叨这世界上尤其是中国发生的一切坏消息——他们播起坏消息来的那份幸灾乐祸，整个腔调里都会掩饰不住的显出来。那男人的发音与我向来所熟悉的国内播音完全的不同，按如今时髦的话说，是颇有些磁性的，而且富于神秘感，芝麻大的小事经他一播，顿时便相当严重了。那女人说话则宛如一个长舌妇在大街旁边跟伊的邻居搬弄着是非，而且很热衷的。我简直可以从伊喉音很重的饶舌里听出伊的唾沫已经喷到了麦克风上，每到这时，我便怀着嫌恶急忙的把调台的旋纽转得飞快。
　　没想到，美国之音搬弄是非的效力有一回却真的降到我的头上，那是十多年前了罢——总之已经改革开放了，我在南京的一家报社开办了一个供中学生阅读的版面，我曾依靠这版面发动读者评选“十大青春偶像”，选出来的，大都是当年红极一时的香港或台湾的娱乐明星，譬如刘德华等，然而出乎意外的是，雷锋同志也竟在选出的其中，按得票计，屈尊列在第六位。不知怎么的这事就被美国之音敏锐地发觉了，于是评论道：
　　“当代中国的青少年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统一膜拜官方指定的榜样，而转化为自发的崇拜个人心目中的偶像……在这次完全自由的评选中，雷锋的名次排于诸多明星之后，使官方感到十分尴尬。”
　　然而，尴尬的决非只是官方，而且还有我——官方听了这挑拨离间，便很麻利地将我的版面撤消了。
　　不过早年，在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中，美国之音最坚决的听众也确是颇有几个的，然而他们的兴趣所在并非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的新闻或评论，而是“英语九百句”，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在正规的英语课之外，学习英语唯一的途径了，而且相当的实用——这些最坚决的听众，后来也确实大都当真远涉重洋去了美国，这是后话了。
　　可以归为敌台范畴的其余，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说了，因为我几乎从来都不屑偷听过，倒是有一个至今不知道属谁的神秘电台，需要在这里提一句，这电台的呼号十分阴险地叫做“八一广播电台”，张口闭口总是“我军”、“我军”的，却对我军所有的作战，都极尽讥诮漫骂攻击毁谤之能事，这电台在我的收音机里只幽灵似的出现过三五次，后来很快的就再也找不到了，但那份刻骨的恶毒，我至今还能记得。

（二）

　　“偷听”这辞藻，也许是不好听的，但却惟妙惟肖——颇含着一些不可告人的态度。其实需要去偷听的，并非仅是敌台，也有着为数不少相当友好或中立的广播电台——当然都是外国的。只要是外国的电台，无论友好敌对，在我年少的那个时代，正统的意见，都是少听为妙的，倘仍然要听，便都含着“偷听”的意思。在立场友好的电台里，平日最喜欢听的，那时首先当属朝鲜中央广播电台了。我不久前还从收音机里听到过这熟悉的电台呼号：“这里是平壤，朝鲜中央广播电台……”
　　其实，这朝鲜的电台与当时国内的其他电台在风韵上并没有十分的区别，如同我们时常歌颂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一样，他们平日里也时常歌颂着他们“慈父般的领袖”金日成主席。但与国内的电台比起来，他们音乐却要多得多了。
　　朝鲜的音乐向来是非常委婉抒情的，而且这电台也确实非常乐意播送音乐，倘说其一天的华语节目具有三个小时的话，那么至少其中的两个小时，是致力于播送音乐的。这些音乐有一些我相当熟悉，譬如《卖花姑娘》、《南江之歌》等等，但更多的是新近制作的歌，每在播放前都不忘先绍介词曲的作者和演唱家的名字，自然大都是在朝鲜名闻遐迩的“功勋艺术家”和“人民演员”，接着就唱起来——我虽然只是在听，但从那如泣如诉的歌声中，却仿佛已经身临其境地看见那男女歌唱者将双手合十在胸前，含着深情的泪，圣徒般忘我地唱。这时候，我便会受到很大的感动，情不自禁地使收音机的音量渐渐的放大，由然生出与所有人分享这天籁之音的冲动来，全然忘记自己是在“偷听”了。
　　就这么的，天长日久，我竟学会了相当多的朝鲜歌曲。多年以后，我曾与一个朝鲜的杂技团联欢，我一首接着一首地为他们演唱我当年从电波中学到的朝鲜歌曲，那位年愈半百的杂技团长简直惊讶到了极点，最后，我一曲《金日成将军之歌》歌罢，那团长几乎是扑向我的，一面与我热烈地拥抱，一面激情澎湃地引吭高唱道：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从广播里欣赏音乐，后来的澳洲广播电台中文广播，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我俘获了。我说不出是什么时候开始偶然发现这电台的，最初吸引了我的却并不是音乐，而是其播送新闻时的随意。那个年代，在日常的国内广播里所听到的播送新闻，播音员都相当的严谨，念错字的状况，是极其罕见的，以至我有时甚至怀疑收音机里说话的，并不是真人，而只是会发声的机器。听众中倘有谁能在广播里听到播音的错误，或哪怕捕获到一丝一毫的非正常的停顿，都仿佛亲历了重大的历史时刻，往往大惊小怪的将这发现拿出来炫耀，这颇有些与无意中获得了错版的钞票十分相似——然而我初听澳洲广播电台播送新闻，简直如同忽然发现了遍地的错版钞票——播音员们却蛮不在乎，错了，或者结巴了（行话叫吃螺蛳），便道一声“对不起”，接着再若无其事地念下去、念下去——有时一篇两三分钟的新闻，竟至于磕磕巴巴的错上五六回，更有甚者，居然肆无忌惮地对着听众的耳朵咳嗽或干脆打起喷嚏来——自听了如此的播送之后，倘再听到国内哪怕是中央级电台的错处，我也都兴味索然了。
　　然而澳洲广播电台也十分乐意播送动听甚至迷人的音乐。这些音乐，便是后来如洪水般滚滚涌入中国大陆的港台流行歌曲，以及三十年代起就在上海滩曾风靡的旧歌。从澳洲广播电台的电波里，我第一次领略了所谓靡靡之音的威力，无可救药地“中毒”了——时值公元七十年代中期，在那个只习惯于样板戏和昂扬的革命歌曲的时代，在那个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喀秋莎》都属于黄色歌曲的时代，无论是谁，倘突然听到《香港之夜》那样温柔得沁人心扉的歌，大约都会从心底油然的腾涌出一种消魂失魄之感罢——当然，还伴随着对自己竟然堕落的自我谴责。
　　在这五味交织的心境中，我渐渐的通过澳洲广播电台认识了邓丽君，认识了齐豫，认识了刘文正，认识了张帝……便是三十年代早在上海红透了的歌后周旋，我也是在这电波中，才第一次听到她甜软地唱着《何日君再来》。那时，我几乎每个夜晚都独自满脸发烫喉舌干燥地守侯在收音机旁，心无旁物地沉浸这些无法抗拒的柔情世界之中了，以至第二天早晨上学的路上，我都不禁依然萎靡着，心里挥之不去地反复回荡着邓丽君凄清婉转的声音：“一阵阵连绵细雨／带来多少凄凉意／我曾问过丝丝小雨／几时带来你的消息……”
　　我这么默默的在心里唱着，我时常想，我算是完蛋了。

（三）

　　台北此刻正在茫茫的风雨中飘摇——台风“海棠”正在光临着，如注的大雨倾盆地浇，满街的计程车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在积水的街道上汽艇似的哗啦哗啦的开着，拖出一条条汹涌的波浪来，司机们是无须顾忌的——横竖街道上早就没有了一个行人。我坐在车里，无法从滂沱的大雨中分辨出街道边的门牌，而司机说，他也向来不知道仁爱路上有座什么“中国自由之声”，还说他尽管年轻，可毕竟在台北长大的。
　　但是我确信我是不会记错的，那座电台应该就在这里——我脑子里清楚地铭记着那个或男或女始终以软绵绵的“国语”无数次重复过的地名。我也无数次地想过，有朝一日去了台北，一定要到仁爱路去看一看——但当时所预计的可以到台湾的理由，只有一个，便是作为一名战士，握着冲锋枪在台湾海峡抢滩登陆，随后长驱直入，进向台北市，沿着仁爱路一直冲进总统府里去，从那座高耸的塔楼上扯下青天白日旗，让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如同当年解放南京时完全的一样……倘有闲暇，则一定得抽空顺便去接管一下“自由中国之声”……然而，尽管并非那么轰轰烈烈的，如今却真的在台北了，甚至在仁爱路上了，却找不到那座电台，在我的想象中，那里该有一座蛮象样子的大厦的。
　　我其实也无所谓的，只是好奇罢了——当年之所以时常偷听“自由中国之声”，确实完完全全的是为了好奇。这好奇首先便源于“自由中国之声”所布置的那些古怪的节目。
　　譬如，相当频繁的，会从这电台里听到这样的煞有介事的呼唤：“浙江（或其他地名——这是举例，各地都会点到的）3012同志请注意！现在播发中央给你的指示，请注意收听……”接着便开始播送出一串使人茫然的数字：“拐八洞两，拐两洞三，洞洞幺四……”这自然无疑是密码，播送完毕，播音员还不忘庄严祝道：“预祝胜利，成功！”
　　起初，无意中乍一听到这神秘的播音，我是颇有些兴奋的，脑子里竟还曾经闪过报告警察的冲动，但很快就转念觉得似乎还是由自己来侦破更带劲些，于是当这电台里果真呼唤到“南京某同志”时，我都会猛然关闭收音机，然后屏住声息，企图在四近的地方探出另有一个收听这节目的人在，而倘有，那一定便是这“南京某同志”无疑了。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发现除我之外的另外收听着的人。
　　这古怪的节目听得多了，神秘的感觉也便渐渐的失去，终至于不耐烦再去听了，但其他也还有些不知道是真是假却耸人听闻的的消息，譬如大陆的某个飞行员毅然驾着飞机“投奔自由”，飞到台湾去了，在那里被尊为“义士”，获赏黄金ＸＸ万两；或大陆的某个名人辗转欧美，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来到了自由中国之“复兴基地”，也获赏土地ＸＸ坪云云。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几个劫持飞机到了韩国的大陆歹徒，也被邀到台湾尊为“义士”，俸为上宾（不久有了外电的证实，歹徒们在台湾又现了本性，竟做起了绑票撕票的杀人勾当，这简直仿佛给了“自由中国之声”当头的一棒）……终于，有一天我在这电台里听到一阵儿一阵儿拉长了的哭腔：“敬爱的总统蒋公呵……”原来，是他们的“总统”，我们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死去了。
　　我的偷听岁月的终结，是在高中毕业的前夕。以往我的偷听行为，都是颇隐秘的，独自的逃学，独自的掩门闭户，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弟妹，端的神不知鬼不觉。然而有一次我却忘乎所以起来。那时我正在学校的宣传队里演戏，为了排练，有时礼拜天也同一帮“角色”一起泡在学校的礼堂，礼堂里设置有扩音设备，其中包括着一台功率很强大的收音机。我那天大约正有些兴奋过度的罢，竟当众将这收音机打开，并熟练地调至“自由中国之声”的频率——那天正是所谓“双十节”，台北的仁爱路上正热闹非凡地进行着阅兵的仪式，我将音量的旋纽几乎转到了最大的尽头，于是巨大的声浪便充斥了整个礼堂，那些正排练得劳乏的“角色”们，顿时都兴致盎然地聆听起来——
　　“国军的飞弹部队走过来了！将士们在向蒋总统经国先生行礼致敬！”
　　“国军的蛙人部队走过来了！将士们在向蒋总统经国先生行礼致敬！”
　　……
　　我这得意忘形的放肆自然要得到恶果的，不知道是谁的检举揭发，或是谁在听了这热闹之后自己跑出去卖弄炫耀而招至的灾祸，总之第二天，我与我的那帮“角色”们被邀到了教师办公室里，每人都获发了一张白纸，由政工组的老师监督着写了交代材料。写毕，也并不许回到各自的班级，而是将我们单独编了队伍，径直地拉向了校办工厂——老师告诉我们，从今天起，我们这帮人必须在这工厂里一边办学习班，一边劳动，直到每人都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有了足够深刻的认识为止——我是主犯，尤其是如此的。是时，我们这帮一天前还耀武扬威神气活现地排着戏的“角色”们，早已收敛了往日的骄傲，彻底的偃旗息鼓了。当我们蔫头耷脑地排着队走进校办工厂的大门时，工厂里正在“学工”的同学都纷纷的围拢来，看西洋景似的，将我们夹在了道路中间，忽然，观摩的人群中不知是谁戏谑地朗声笑道：
　　“嘿！飞弹部队过来啦！蛙人部队过来啦！”
　　除了垂头丧气的我们，当场所有的人们都轰然的笑了……

（四）

　　“海棠”终于走了，雨过天晴，台北呈现在一片明媚和青碧之中。我却终于没有在这一目了然的的明媚和青碧中寻找到所谓自由中国之声的所在，闲逛了两天之后，便去了南部的恒春半岛，在一个叫做垦丁的小镇上住了下来。垦丁之夜使人十分惬意，海风彻夜始终拂拂的吹，每条街到处都散落着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风情各异的酒吧，使我的每个夜晚都在灯红酒绿中流连忘返。即将离开的最后一夜，我在一个墙壁上挂满了世界各国货币的拉丁式酒吧里，结识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这老人开初是对我背着的徕卡相机有兴趣，走来搭讪说他也喜欢徕卡，然而我却惊讶地发现老人的说话似乎带着些许南京口音，动问起来，果然如此——老人是四九年自南京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的，于是便愈加亲切，边喝边谈，十分投机。未几，话题便涉及了我没有寻到的“自由中国之声”，没想到老人十分门清，娓娓的告诉我道：
　　……所谓自由中国之声，便是当年设在南京丁家桥的国民政府之中央广播电台，四九年国民党溃退台湾，电台也随之迁至台北，先在新公园路暂栖，后迁至仁爱路，再迁至松江路，而且已由公营改为私营，自由中国之声的呼号也早就废弃不用，而今改叫中国广播公司了，这饱经风霜的古老电台如今秉持着“泛蓝”的立场，正与台独势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顽强抗争，但是，大约也怕是快要撑不住了罢，大厦将倾，芳华不再……

  男 汤

（一）

　　这简直是个仙界。
　　进向这仙界，需要打开一扇石窟门，这门通常是木头的，长年的被水气浸透，因此格外的沉重，我那时候很小，竟无法凭一己之力推开这门。门不能自动打开，却可以自动的关闭，因为门与门框之间钉着一条绷得很紧的锈迹班驳的铁簧。在这石窟门的上方，倘讲究一些的话，通常还镶嵌着一副大理石的匾额，上面一定的镌着柳公权抑或是颜正卿体的两枚赫然的大字——男汤。
　　自然，这门里全是男人的世界，偶尔也有追随着父亲的不喑人事的女童夹杂其间（据说这是不好的：这女童将来长大后便会生出浑身浓重的汗毛——或也不一定），但大抵上是一色赤裸着的男人。此外便是水和水蒸气，整个地充满着丝毫看不见外界的禁锢着的空间，把所有赤裸着的人们笼罩在一片隐隐约约朦朦胧胧之中。男人们的形状是各异的，尽管赤裸，尽管隐约朦胧，就着暗淡昏沉的灯光，却依然容易分辨谁是谁——雕塑般壮硕的，木刻般精瘦的，风烛般衰老的……
　　喧哗。人声鼎沸。近在咫尺却必须尽着最大的声音，大都是欢声笑语。有时也有呵斥，便看见湿漉漉的被熏陶得周身通红的顽童收敛了嬉戏，老实地匍匐在他父亲面前。水也在喧哗、搅动，使得弥漫着蒸汽的空间愈加的隐约朦胧，并剧烈地散发出氤氲的温热来，于是赤裸的男人们热血沸腾，奋力地劳作，为自己，为孺童，为父老，吭哧吭哧的，在这简直的仙界中，俨然获得了遍及身心的大欢喜……
　　然而，这临仙的感受，我是很久很久以后才体味到的，那时候却还很小很小。
　　所谓“汤”者，我并不知道典出何处，但我以为这辞藻形容起我童年时常必须光顾的公共大浴池来，是再恰好不过了——与成年后的感受不同，我儿时觉得那隐约和朦胧里几乎达到及至的浑浊，仿佛正是一锅沸腾的汤，而一丝不挂地沉湎在这锅沸汤里的赤裸的人们，便宛如一条一条或蒸或煮着的鱼肉——我那时尚不可能领略到这对于成年人来说简直是飘飘然的大欢喜，而一旦被父亲赶入那个石窟门里充满着皂腥味的禁锢空间，顿时便将要窒息，我一口接着一口十分努力地呼吸却依然喘不上气来，整个脸便会憋成紫色——但我自己没有力量推开被紧绷的铁簧死死拉住的木头门，只能央求父亲的道：
　　“爸，我们出去罢，我快要憋死了。”
　　父亲便会加快速度，愈加奋力地将我的周身搓得通红，然后用带木把儿的水舀从大浴池旁的清水池里舀了半热的清水，一面命令我“闭眼”，一面就劈头盖脸的泼下来……最后，父亲检验了我的周身，确信再也搓不出“泥巴”，才将我热腾腾的扛出石窟门，交给了堂口的老周，而他自己又迫不及待地返回到那浓雾弥漫的“仙境”里去了。老周随后便用一张很大的浴巾将我裹住，把我安置在他管辖的这个宽阔的浴客休息厅的一座软榻上。直到这时候，我的“磨难”才算告一段落。
　　所以说，每到父亲扬言要领我去泡男汤的日子，我都怕得有理。

（二）

　　父亲时常领我去洗澡的这家古朴的男汤，叫做又新浴室，坐落在我童年居住的南京城的中山路上，距离我的家大约三华里路程。父亲之所以选择这里，大约便因为这里有老周。父亲与老周并非朋友，但却极熟识而亲切，每与老周相逢便拱手言欢，接着一枝好烟扔过去，老周也并不客套，在空中潇洒地接了暂时不抽，随手架在耳朵上，接着便为父亲安置一座靠窗并可以晒着太阳的软榻。我因为免费，通常并没有专座，但倘不调皮并嘴甜没有忘记主动叫声“爷爷好”，老周于是会暂且将我领到靠近堂口专供他自己休息的软塌上，运气正好时，还可以得到他赏我的一粒糖果或者几粒花生。
　　这都是在客人并不多的情形之下。
　　倘是寒冷的冬天尤其是临近春节，我与父亲的这些待遇便多少要打些折扣。每当这时节，老周便忙得不可开交，拱手言欢并扔过好烟而且需要安置靠窗位置的人络绎不绝，来的都是客，老周也只好公事公办了。
　　这时，我们只好在休息厅外面的长凳上排队。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时这等候的时光简直是漫长的，尽管老周十分殷勤地促劝已经出浴而正在软榻上落汗歇息的浴客们早些更衣，好腾出位置来接纳门外众多望眼欲穿的人们，但浴后那份发自灵魂里的散懒，仍使已然出浴的浴客们旁若无人地瘫在软榻上，对老周殷勤的促劝无动于衷。老周只好为那些贪恋着软榻的懒洋洋的浴客们一遍又一遍地撒发着热毛巾——那热毛巾的内涵，其实几乎等同于婉转的逐客令了。
　　在这百无聊赖的漫长等候里，于我，用来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有两样，一是看小人书，再一就是观看老周在属于他的这舞台空间的演出。这里的确是老周的天下，他并非仅是这个堂口的一个侍者，而俨然是一名主宰着芸芸众生的领袖，他忽进忽出地管辖着，指点着，勒令着，一切都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间或里，他还时常突然的发出一声叱咤来：
　　“下活儿——”
　　这是行话，听到这呼唤，少顷便可以看见一个跟老周年龄相仿的老修脚工拎着小板凳，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将来。
　　之所以誉老周为领袖，还在于当老周进行着他对于浴客的伏侍，向来都并无低三下四的媚态，相反，对于那些如我们父子这般的熟客，倒几乎有些不太客气，譬如谁入浴前忘记摘了手表，倘被老周捉住，便戏谑道：“你戴的是游泳表么？不是？还是老实点交给我罢！”倘见到流里流气的年轻浴客，脱了衣裳身上又能见到文着花里胡哨的花纹，老周则不免一巴掌拍到屁股上，骂得亲切：“小鸡巴！少弄点这个玩意，旧社会我见得多了，不好看！”……
　　日常里的管辖也好，指点也好，勒令也好，都是平凡的，尽管夹杂着嬉笑怒骂，但大抵先来后到按部就班井然有序。但很偶尔的，我也见过惊心动魄的瞬间，这瞬间里，老周便会呈出他的英雄本色来——那同样是一个排队等候着的望眼欲穿的下午，男汤的石窟门开处，我看见一个中年人踉跄了几步，便轰然的一头栽倒，剧烈地抽搐起来——他的洋癫疯发作了！老周闻讯一声“让我来！”随即一个箭步上前，目光炯炯地盯住那抽搐的浴客，两根手指迅猛而准确地直掐住他的“人中”，不消三两分钟，那剧烈的抽搐便嘎然而止了。
　　亲眼目睹这电光石火的惊险，我对老周便简直是崇拜了。
　　我在长凳上排队等候时所看的小人书里，有一本叫做《郑师傅的遭遇》，描画着浴室侍者的悲惨生涯——当然说的是旧社会。这书画得极逼真，我看着那书里的郑师傅，平头，阔脸，瘦高，总会与眼前的老周的模样所混淆，然而书里的郑师傅是可怜的，凄凉的，眼前的老周却是骄傲的，风光的。我那时虽然年幼，却依然觉悟到，大约在旧社会里，老周一定便是郑师傅。而在新社会，郑师傅便一定是老周了……
　　忘记说了，老周当年六十来岁，扬州人，他一向管辖的这个厅堂的名目大气磅礴，叫做中华厅，在中华厅里休息，当年澡资一角七分钱。

（三）

　　追随父亲在又新泡男汤的日子究竟过了多少年，我记不清了，总之是我渐渐的大了些，再去沐浴时，已经可以不用父亲带领着了。那时候老周也已经退休，老周的儿子，长了副憨厚脸蛋的小周袭了老周的职位。尽管小周一如老周似的尽责，然而于态度上，却不再有老周时代的那般熟识和亲切了——这尤其于我是相当严重的憾事，有时我独自躺在依然纷繁喧闹的中华厅的角落里，遥望着老周传下来曾专供他自己歇息的靠近堂口的那座软榻，忆起我曾半坐半卧地在那软塌上吃着糖果和花生的惬意岁月，不禁很生出一些怀古似的伤感来。
　　鉴于没有了老周，又新浴室的中华厅便不再拥有对于我们父子的独特吸引力，父亲也渐渐的提高了他的沐浴品质，开始频频的光顾设了盆浴的包间去了，我有时则干脆舍了又新，满城市的浪迹，去开拓新的沐浴之所。
　　然而却难。当年南京城里颇有些规模的浴室，记忆中我大约光顾过的，仿佛有这么几家：碑亭巷的温泉浴室，淮海路的南京浴室，中山北路的鼓楼浴室……其实，南京城乃至于整个江南的男汤的格局，都差不多的，一座大池，一池浊水，池畔设了清水槽和沸水槽，池面铺设着陈年不换早已经看不出原色的木条，宛如码头的跳板，颤颤悠悠，可坐可卧。浴客可在池边找到木制的带把儿的水舀，可在门边找到出浴用的木屐……然而倘不在又新，这些基本的布置是很可能需要浴客代为发愁的——譬如大池上面也许并没有如常的架设木条，仿佛游泳池似的，宽倒宽阔了，浴客多时，却找不到坐处。又譬如并没有配备足够的水舀，浴客从大池里爬上来，便无法冲去汤里带出的浑身的污泥浊水，洗了还不如不洗的干净。再譬如找不到木屐——我至今最不明白的就是关于这木屐的悬疑——按说进去多少人，便会在门边脱下多少双木屐，但出来时却常常并不如此，以至我有不少次竟只得光着脚踏着冰冷的水磨石地面走回休息厅。
　　这些还都不足以为虑的。不久，我便终于遭遇到最哭笑不得的一幕了。
　　大约是在淮海路的南京浴室罢——这座浴室的名目竟代表了整个南京，首先便使我觉得不可思议。彼时，这里不仅阴冷，而且肮脏，出入的浴客也以打流混世的居多，光着身子群殴早就并非新闻，凿了洞偷窥“女汤”也算不得传奇，据说有一回，一位浴客被盗窃了钱包，只见盗贼前面跑，裸体的浴客则后面追，就这么的裸奔着，一直奔向了闹市，轰动了整整一条淮海路……
　　然而，大约是因为这里的澡资便宜——最低档的洗浴价格仅八分钱，因此浴室竟一向人满为患，颇兴隆的。我便也曾经光顾了——那天方脱得干净，瑟瑟的正要投入大池，却见那池里忽然的骚乱了，不知谁发声喊，浴客们便纷纷争先恐后的爬出水来，也有几个年轻人并不逃跑，挺身而出，拼命地用手戽水，将几团黑黢黢的东西戽向大池的角落里——有人告诉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冒蓝烟的坏苁，在这池里不声不响的屙了一泡大便，眼见着如今臭烘烘的漂浮上来了……
　　我当即想，还是回归又新浴室罢，即便中华厅里没老周，也比池子里面有大便要强得多的……

（四）

　　我童年沐浴的那种古朴的男汤，如今终于是再也找不到了。
　　前不久我回南京的时候，来到中山路又新浴室的旧址，那里已早被一群巍巍的大厦所取代了，然而就在不远处，却铺陈着一座仿造古罗马风格的崭新的洗浴中心，美其名曰：忆芳园。我想，这也许就是当年的又新罢？或许，老周的儿子，甚至是孙子，会在这里面依然的服务着？一面这样想，一面便走了进去。迎接浴客的竟是位穿着旗袍的年轻女郎，我吃了一惊后才发现女郎其实并不打算伴我沐浴，而只是嘱我脱了鞋后，将我交给了一位更年轻的男服务生——然而我断定他并不是老周的孙子。
　　那男服务生问我道：“先生贵姓？”
　　我不禁奇怪，难道如今洗澡也要实名制了么？礼貌起见还是答了：“姓蔡。”
　　不料，那服务生竟突然将声音放大了数倍地呐喊起来：“蔡先生到！！！”
　　紧接着便听见里面有人以同样的分贝回应着：“蔡先生请！！！”
　　我有些懵，对接下来的程序竟有些茫然了，然而，呐喊还在继续着：
　　“蔡先生更衣！！！”于是我便更衣。
　　“蔡先生入水！！！”于是我便入水。
　　“蔡先生搓背！！！”于是我便搓背。
　　“蔡先生出水！！！”于是我便出水。
　　“蔡先生上楼！！！”于是我便上楼。
　　“蔡先生休息！！！”于是我便休息。
　　当我确信自己躺在奢华的休息大厅的软榻上的时候，我还没记起在这一片交织的呐喊声中，自己都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总之大约是洗了澡罢。这大厅远远大于又新已经很宽阔的中华厅，并没有窗户，纵是白昼也昏暗到宛如黑夜，几只烛火似的壁灯权且点缀着，依稀可以分辨出廊柱上拙劣的仿古罗马浴女的雕像以及匆匆来往的人影——妖冶的按摩女，卑恭的服务生……
　　软榻却类似当年，只是衣裳早就脱在楼下的柜子里，不必放进设在软榻靠背下的箱子，也不必由老周们用杈子高高地挂在墙壁的挂钩上。客人不多，零零星星的在软榻上半躺着，或独自的吞云吐雾，或由人来捶背捏足……忽听得一串哗啦的脆响，接着，尖锐的咒骂声在空旷的黑暗中飞来：
　　“阿唷！妈了个卖逼的，想烫死我呀？！”一个阔佬模样的肥人嚷着。
　　那个曾问我姓氏的非常年轻的服务生吓得立刻几乎要下跪，一面满地摸索着收拾摔碎的茶碗，一面不迭地道歉：“哥！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不清楚，不知道这服务生烫了这肥人的什么地方，想必是并不严重的罢，肥人并没有疼得跳起来，只是一个劲的骂着：“对不起就完结了？妈了个卖逼的，瞎了眼了么？”
　　那服务生仍然不知所措的一句一句的重复着“哥对不起。”
　　最后，那肥人把手一扬道：“找你们老板来！”
　　老板果真的来了，也同样张口称哥，低三下四媚态可掬地对肥人说今天哥的浴资和按摩费都免了，就算在这个没长眼睛的小子帐上，这个月他就别想要工资了，哥您先消消气我叫人给您先送份果盘……于是，肥人终于安静下来。
　　这情景，我仿佛觉得在记忆中是很熟悉的，但一时间却想不出渊源，难道在当年的又新浴室发生过么？难道在老周或者小周的身上发生过么？没有——当年的又新，老周和小周，那般威风八面，那般叱咤风云，哪里会有这等屈辱发生！而那个时代，又哪里找得出这样蛮横的阔佬？不过忽然的，我仿佛明白起来了，我的脑子里顿时冒出了我儿时读过的《郑师傅的遭遇》来——不是么？正是一个眼前一样蛮横的肥胖阔人，一脚将郑师傅踢翻，然后大剌剌地呵斥道：“今天老爷就受累教训教训你：做你们这行，就得伺候得老爷们舒坦高兴，要不，还能有饭吃么？”斥毕，再意犹未绝地扔下了一句自古流传着的官骂来——
　　“忘八蛋！”……

 

亦师亦侠录

 

 

楔

      我也在学堂里读过书的，而且年头并不短，断断续续的加起来，大约也有十多年罢，从小学到中学，其间也经了不少老师的教导，但说起来惭愧，老师们所教导的学问，却大抵都还给了他们，甚而至于，连这些老师们的形状，也早就渐渐的模糊，记不起来了。譬如前些天，在北京火车站，一位老太太忽然的大声叫我，说我是伊的学生，我凝视着伊那慈祥的面孔，久久的却想不起伊的姓氏来，若不是伊确凿地指出我中学时代一向的毛病——经常不交数学作业，我简直疑心伊是认错了人。伊曾经是我的数学老师，虽然很短暂的，大约是我的数学差到令老师刻骨铭心的境界罢，伊竟依然记得我的相貌！然而我，到现在还是不能忆起关于这位慈祥的老太太与我之间的哪怕一点一滴的师生之谊。惶惑之余，我不禁羞惭起来。
      对于我将老师忘却的忤逆，我向来都很自责的，然而被忘却的往事却宛如时光的流逝一样，任凭我百般自责也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向来并不勇于承认自己的缺陷，譬如我从来就不肯否定我的记忆能力，但现在，面对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我竟确实想不起关于伊的故事了。
      于是，我仔细搜查了我的充满着蛊惑和煽动的学生时代，发现可以忆起姓名和故事的老师，似乎只有易君与祁君，两位都是男性，各有高矮，性情迥异，易君教导我的语文，祁君教导我的物理，他们又分别是我初中与高中的班主任——倘我将这两位竟都忘却，那才简直要判决我记忆的死亡了，因此我是绝不能将他们忘记的。

上篇：关于易君的琐忆

      易君是我平生遇见的第一位中学老师，与他相识的情形竟至今记得清晰——在南京井冈山中学并不宽阔的操场上，我找到我的班级，向易君报到，易君将他背着的双手汇出一只来，向面前一列学生组成的队伍振臂一指道：
      “好的——入列！”……
      尽管那时仍然属于文革期间，军语比较流行，但在日常，脱口便说出条例规范的军事用语的职业教师却罕见，我突然觉得自己并非来到一座中学而是一座军营，我也并非学生而俨然是名战士了。由此，我对于易君最初步的印象，仿佛是年轻而高，并高到需要仰望，而且同时生出一种威压来。
      其实很快我就发现了我的错觉，易君非但并不高大，而却简直矮小到几乎可以混同于他的学生，但这发现并不能去除我初见易君时的那种威压感。这感觉，于我当时的同窗们，大约是一致的罢——我所在的这个班级，曾是这学校里著名的“乱班”，而每个“乱班”里通常都有几个乃至十几个时常敢于大闹校园无恶不作的顽劣少年，除了警察，这些动辄便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恶少们是谁也不怕的，然而，他们却怕易君，并比我还怕得紧，每每见到易君，几乎是噤若寒蝉了。
      起初我以为，我与恶少们对于易君的怕，盖因其实行着的制度——对于这个混乱班级的军事化统治。易君虽然尽管并没有当过兵（红卫兵自是当过的，不在此例），其父却据说是我军的一位将军，因而终于是革命军人的血脉，所以除去会口称“入列”之外，日常里还当真对于他的学生沿用着许多军队条例，譬如吃饭罢，饭前必定要列队唱一支铿锵的歌曲；行走，则必须“三人成队，两人成行”，倘违反，也秉着军队条例施行处罚，多是打扫茅房或者禁闭——禁闭并不仅仅关着而已，还要读书——通常是选了毛主席著作中颇具针对性的篇章来读，譬如：

   军队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
      除此还多。倘不读得精熟，那是绝不可获得释放的。对于向来视读书为畏途的恶少们来说，这“面璧读经”的判罚显得尤其严酷，他们倒宁愿打扫茅房的。
      然而这军事统治的法子，倘换了别的老师，譬如祁君来实行，效力却并不见佳——关于祁君，后面再写——由此也有同窗认为我与恶少们对易君的“怕”字当头，其实还另有缘故——易君打得好篮球。
      打篮球于易君，本应是很不相宜的：易君生得低矮，说句不敬的话：地道的五短身材，且不拿运动家来比，即便较与常人，易君距着篮筐，也都更遥远些个。但易君却是这学校球场里的篮球明星，平日时常撕拼起来，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端的是人矮技高，不由人不服。而大多精力过剩的恶少通常也爱体育的，为此多少对易君的这一长技有些恭敬的罢——恭敬是否便一定从命，我不能肯定地知道，我一向并不喜欢打篮球，但假定如此，大约总不会十分错的。
      而我，在很久以后，似乎又觉悟到易君之所以“可怕”的还有一个绝计，那绝计用来对付恶少，简直妙得不可思议，这便是“恶人治恶”。
      在我少年的那个年代，并不如今似的流行黑道，尽管也知道旧社会有青红帮，但恶少们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却与当年上海滩的流氓根本上是完全不相同的，我的那时代，恶少们刀光血影的拼杀，向来并不为了地盘和金钱，偶尔“一怒为红颜”倒是也有，但大抵的情形，几乎都仅为着讨得向同类炫耀威力的资本，说得堂皇一些，便是为了名誉与威望。易君的“恶人治恶”，便是给予某些已在其同类中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名誉与威望的恶少、或具有某种可以在其同类中获得相当程度的名誉与威望的潜力的准恶少——以适当的任命，譬如红卫兵排副排长之类，而一向只能在野的恶少或准恶少们得了这任命，通常便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士为知已者死，只消易君一声令下，便会立刻卖力地替易君治理他们的同类去了。
      原本，这些与我并没有什么相干的，因为我既非已经具备名誉和威望的恶少，又并无获得名誉和威望的潜力，但我那时却有一项优势——我念完六年小学毕业时，小学忽然改革为五年制了，因此许多小我一岁的师弟竟与我一道升入了初中。我于年纪上大一岁，个头块头也就都大一号，大约便是这缘故罢，我起初也被易君器重起来，充当了他治下的这个班级的副班长，基于同样的理由，几位上一年级遗下来的的留级生，也同时获得了类似的授命。
      然而，很快的，易君便对我失望了。
      照着易君的期望，我当时无论是仗着个头或是块头，倘去冲锋陷阵，原本必将可以在校园的江湖里打出一片海阔天空的锦绣前程来，而我竟跑进“文艺宣传队”里演戏去了，演戏不仅没出息，而且虽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凡举文艺，终于都不免归类于“封资修”，很令易君相当的鄙夷——易君非但鄙夷文艺，而且风花雪夜一概唾弃，烟酒女色一律不沾，譬如电影《上甘岭》中那首很著名的插曲《我的祖国》，因其中有句道：“姑娘好象花一样”，易君便决计不唱的。后来易君曾经带领我们相当长时间地在校办的农场里学农，劳作之余易君总爱赤条条的去河里游泳，但是凡一见另有女生下河，哪怕百米开外或者还远，易君也会忙不迭地爬上岸来，仿佛生怕染了晦气。
      对于我的去演戏，易君自然不能饶恕，不久便果真寻了个罪名，将我革职了。
      这罪名当时叫做“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具体的表现是，当学校组织我们去工厂里劳动的时候，我死活不愿意穿工厂发来的工作服，而坚决只穿自己的衣裳——那工作服的款式实在太难看，无论谁，倘穿，便立刻只剩下滑稽了。是时正值我们的青春期，少男少女们每日朝夕与共，以这等可笑可惨的形象在异性面前整日里招摇着，至少于我是无法忍受的，于是我决心打死也不穿，于是易君便召集了全班的红卫兵战士，对我誓死不穿“工人阶级的衣裳”一番七嘴八舌的口诛笔伐后，定性我对于劳动人民缺乏朴素的阶级感情，并同时宣告了我的被撤职。
      我短暂的仕途便如此黯然的告终了。
      仕途的挫折其实对我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倘说我的被授命是完全的意料之外，被撤职则早就彻底的在于情理之中了，故此我从来没有对于易君的丝毫怨恨。短暂的被赋予使命，使得我这样一个小学里不折不扣的差生进入中学之初便陡增了一份对于自己乃至于对他人的高尚的责任感，而且确实脑子里也时常闪起“好好读书”的念头。那时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的父母唯一的牵挂便是我一向的愚顽，而当他们得知我竟有了好好读书的念头，可想而知那是一份怎样的欣喜和宽慰！为此，我的二老至今提起“易老师”，言谈里依然洋溢着由衷的感激。
      尽管仕途短暂，但“好好读书”的效力却实在接续了许多日子，作业本上面的“优秀”渐渐的多起来，至少在语文方面是如此的。易君鄙夷我的演戏，却欣赏我的文笔，时常当众朗诵我的作文，诵罢，便啧啧的赞道：
      “这文么……有些意思了！有些意思了！”
      易君课讲得极好，如今我对于央视红极一时的《百家讲坛》嗤之以鼻，多半是因了当年听惯了易君生趣盎然的讲义——即便最不爱读书的顽童，也不免会在易君的课堂上静上一静的。也许有人会说那是迫于易君的威压，但私下里，我确实颇听到过几个顽劣分子自然地流露出“就喜欢听易矮子吹牛逼”的真情来。
      然而，更激烈的真情却仍然注定要升腾在战斗之中的。
      前面说了，我们曾在易君的带领下，在校办农场里相当长久地“学农”，那时的名词叫做“开门办学”，半日念书，半日劳动。我们的田里茁壮地长着我们亲手耕种的经济作物，譬如瓜果之类，每到丰收季节，枝头便琳琅满目，周边真正的“贫下中农”们却眼红，往往选了月黑风高之夜，三五成群地潜入我们的田里，且偷且盗。
      易君决心治理这乱象。
      他仍沿用了恶人治恶的旧方，授命于班级日常里最擅殴斗的恶少若干，趁夜幕普覆了田野，在地头设下了埋伏，当偷盗的“贫下中农”们进得伏击圈，易君一声唿哨，恶少们立刻宛如饿虎下山——久疏战阵的恶少们早就憋足了一腔邪火，如今恰如搔着痒处，扁担洋镐钉耙锄头十八般兵器齐出，指南打北，指东打西，霎时间早打翻了五七个正偷盗着的“贫下中农”，就着地里用草绳捆了，吊在猪圈里，第二天天明始放。
      保住了丰收果实，易君却意犹未尽，天一放亮，“战俘”们前脚走，易君后脚便偕了他的三位最具战斗力的恶少学生，拉了车竟去昨日被打的“贫下中农”的村子里买菜去了——仿佛示威似的。所有易君的学生，包括着我，都为易君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捏着一把汗：这不简直是去挑衅么？果然，四勇士当中的一个尤其跑得快的不多久就大汗淋漓地跑回来求援道：易君一行甫一进村，便被包围，立即发生了剧烈的战斗，易君等四人且战且退，终被打散，易君以及另两恶少下落不明。
      “同学们，救易老师去罢！！！”
      全班五十多名中学生，无论斯文少年或是窈窕少女，立时都忽然变了恶少的嘴脸，纷纷抄起“武器”顷巢而出，蜂拥到那小村里，见鸡杀鸡，见狗杀狗，一向被唤做纸老虎的我也都不免趁乱砸了几口水缸，片时便把整个村子闹成了一片狼籍。彼村民见这帮少年来得凶，则不迭的纷纷闭户，高挂免战牌——就这么的闹了半日，却仍寻不见易君下落，大家都渐渐的焦急起来，更有女生早是泪水涟涟，声声凄厉的呼唤着“易老师”，端的情真意切！
      记不清究竟在我们被闻讯匆匆赶来的学校领导劝回农场以后的多久，总之大约是天黑以后的罢，易君和他的两位勇士终于在五十多个少年的翘首苦盼中脱险归来了，少年们奔出各自的宿舍，围绕着易君，久久不散，久久不散。这些少年在经历了为他们（似应说我们）的老师而真挚的担忧，愤怒、牵挂、焦虑和绝望之后，此刻个个的内心都里都充满了永生难忘的激动……

下篇：关于祁君的杂记

      易君将我们送入高中，便不再带领着我们了。接替他的，便是祁君。按常理，班主任的交接，往往会有个仪式的，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搜寻不到这样的仪式，甚至恍惚觉得祁君是自己偷偷的跑到这个班级，径自来为我们上课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恍惚，乃因祁君初为我们讲授物理课时显出的难以掩饰的慌张。
      祁君原本是工厂里的一名工人，当然是很先进的分子，譬如相当乐意钻研技术等等，那时学校为改变毛主席所忧虑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实行了“三结合”的办学方针，将众多诸如祁君这类工厂里的先进分子请到了校园里来做我们的老师。然而可惜的是，祁君们的先进性大约通常只能体现在车间里面的，在黑板前，却往往现出无可奈何的窘迫来。我印象中祁君的第一节课，便现了洋相。
      祁君模仿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做派，夹着物理教科书走进了教室，随手将吸剩的烟蒂摁在黑板的粉笔槽里，即将开始讲课了，就在这时，教室的门却忽然咯吱地响了一响，祁君的表情顿时威严起来，却并不看向门口，大声道：
      “进来！以后不许再迟到了！”
      然而并没有人进来。教学楼过道里的过堂风，跟祁君做了个很小的恶作剧。
      于是我们都轰笑起来。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样的轰笑竟相当长久地一直伴随着祁君带领我们的日子。首次被过堂风欺骗之后，祁君便经常为我们上演着一幕幕的喜剧来：譬如在为我们进行物理实验的时候，时常会被电流所戏弄，当堂失火或爆炸的事故屡见不鲜，有一次祁君竟被触电，几乎要当场休克。
      讲课对于祁君，确实是为难的。这大约也是祁君的苦恼所在罢——其对于物理的理论知识，我以为并不比他的学生掌握得更多，倘跟学生中的物理尖子比较起来，甚至简直不如的，为应付这讲坛上窘迫的煎熬，祁君只好去现学现卖，我便不止一次地在教师办公室里窥见祁君呈出一副谦逊的态度，临课前向那些原本统治着校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请教着。此情此景，一时曾很令我感动，对于祁君竟怜悯起来，尽管仍会在课堂上从众地轰笑，但内心的意见，却与以往很有些不同了。
      祁君的课堂依然在戏谑中欢腾着。
      祁君有时也为这戏谑而发起怒火来，这多少有些恼羞成怒的意思，但却并不敢于发向那些原就以扰乱课堂为乐的顽主恶少，祁君大约也深刻地知道，倘惹翻了恶少们，他是绝没有如易君那样的资本和威望去收拾局面的，因而祁君的勃然，往往便只好发向那些本来已很胆小温顺的学生——通常是女生。举个例子罢：某日，祁君忽然在课堂上向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发问了，那女生平日里学习其实颇优良的，只是这天大约确实并没有听懂祁君所讲的“艰深”的题目，因此对于祁君的提问，伊坦言答曰“没听懂”。祁君于是便愤怒起来，脱口骂道：
      “你不是戴了眼镜么？四只眼呢！糊里巴涂的坐在这里干鸟么？！”
      于是大家便照例又轰笑，只有那戴眼镜的女生哭着……
      那时的物理课，除了讲解书本知识外，还十分大量地要求学生学些可以在实际生产中运用的技术，譬如三机一泵（究竟哪三机，我不记得了，至少拖拉机是在其中的，一泵自然是指水泵无疑），为的是待我们毕业后倘去农村“插队”，不至是群一无所知的低能儿。原本我想，工人教师祁君在课堂上的窘迫是大可以宽恕的，做实践也许麻利。然而并不，当我们在校办农场里学习驾驶手扶拖拉机的时候，一向为我们讲解“单缸四冲程”技术的祁君，驾驭起这机器来，简直象极了如今满大街酒后开车的醉汉。我至今对用来作养猪饲料的“酒糟”散发的异味十分敏感，便缘自祁君所予——那晚上祁君驾着“手扶”拉了酒糟来喂猪，由我负责装卸，不料祁君车未进门，远远的就大叫“闪开”，接着便眼睁睁的见着他连车带人烟尘滚滚的向着猪圈冲过来，顿时人仰马翻，墙倒屋塌。我闪躲不及，半吨酒糟劈头的浇下来，几乎将我淹没。
      那一晚，全班学生的紧急任务是在漆黑的旷野里捉猪——祁君撞翻了猪圈，我们日常里养着的七八只肥猪眨眼就跑得没了踪影。我并没有加入这热火朝天的捕捉——我正在河边浑身的狂洗，但酒糟的味道却顽强的附体，就这么的整整洗了一个礼拜，才渐渐的消去，而那令人作呕的气息，却被我永远地记得了，每当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几乎要呕吐……
      读到这里的读者，大约早就看出，对于祁君这样一个老师，我是着实不很佩服他的，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祁君着实不令人佩服的教师生涯却被实际证明并没有结出什么样的恶果，但我以为那是侥幸的，倘使那时便有如今这般严酷的高考制度，而我们的出路又并不仅仅是进工厂、下农村或荣耀地被选去当兵……那末，我疑心在祁君的学生中，至少也有一半人会埋怨甚至记恨于他的。
      对于祁君的不佩服，其实还远不在于学问，日常作为班主任对于学生的管教，我也几乎回忆不起祁君有任何光辉的作为，倘说易君的“恶人治恶”乃是恶治的话，到了祁君的时代，便简直是放任了，我不能说那是祁君的故意，但起码，他即便不想放任，以其的有限魄力，也是完全无法做到的，拿治理吸烟的事来做例罢，学校里自然要禁止学生吸烟的，但在我的班级，吸烟的恶少们，吞吐起来几乎完全公开毫不避讳，祁君也曾试图令行禁止，当有个自称“老烟枪”而外号叫“疤子”的恶少当面质问祁君为什么“你可以吸烟却不让我们吸烟”时候，祁君的回答却是——
      “我吸烟么，那是官的。”
      “官的”是当时一向流行的南京话，很难确切地阐释其含义，虽然通常可以译做“合法的”，但大抵很有些含着“便不合法，你又能怎么着”的意味。祁君的吸烟，前面已经说过了，他通常的习惯是每进课堂便随手将烟蒂摁在黑板的粉笔槽里，以至于有不少次，被请到黑板前做题目的学生去槽里取粉笔时，一不小心就会捏起祁君的烟头来——听了祁君的回答，那“疤子”便道：
      “那末，我吸烟也是官的。”
       祁君竟无言以对……
       当年在我们“学农”的校办农场里，还曾盛传着这样一则关于祁君的故事：时值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之后，在蔓延到全国的地震大恐慌的那段日子里，祁君忽然从与我们的宿舍一墙之隔的教师宿舍里搬走了，据其说是为了更好的值班，他将办公室兼宿舍重新设立在条件更加艰苦的鹅房里——鹅房里早就并不养着鹅了，自然是可以使用的。但不久便有人发现了祁君之所以搬家的蹊跷，这蹊跷来自关于我们的宿舍与所谓鹅房使用的建筑材料之间的差异，这差异的奥妙在于——我们宿舍的房梁是预制的水泥型条，而鹅房则完全是竹子搭起来的草房子。
      水泥型条倘掉落，那是必定可以砸死人的，竹子却不会，而这时的形势是，当五十多个“革命接班人”都住在水泥型条下面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宁愿住在譬如鹅房那样由竹子制造的草房或棚子里。
       这诛心的传说是相当别有用心的，我私下里觉得，尽管祁君搬到鹅房是确凿的，但由此便判定祁君在危难时刻便会抛下五十多名“革命接班人”的安危而只顾自己逃命，我是决计不相信的，尤其是我毕业的两年以后，我与祁君之间发生了那件小事之后。至于这传说和这传说所隐含的恶意，我一向并不了解其来源，但我几乎敢于肯定，祁君的同事里那些向来统治着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热衷于歧视、毁谤以祁君为代表的工人教师者，也确实是颇有人在的罢。祁君在学问和对于学生的管教方面都已经几乎宣告失败，倘再凑齐了品德上的失败，那末，祁君的教师生涯便完全可以被终结了，而祁君的终结，也便意味着“三结合办学”的即将终结——这绝非是耸人听闻的。
      严格地说，祁君可以算是我的最后一位老师了，自他将我与我的高中同窗们送出校园起，我就再也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老师。而祁君，也在将我们送出校园之后，果真结束了他的教师生涯，被贬黜在学校的传达室里，充当了一名工友，直至今天。
      我的离开校园，其实也颇有些落寞的——那本应是个意气风发的夏天，我的内心却没有沸腾的血，火热的心……在我的学生生涯最末的毕业考试里，我一共交出了三份白卷，而正是那年，大学的高考正式的恢复了。我没有去学校里领取我的毕业证书——我不能肯定是否可以领到，我告诉自己说，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罢。

跋

      在我毕业进了工厂做工的两年之后，我终于决心去考大学了，而报考大学，没有高中毕业证书是不行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给祁君去了电话，希望他可以帮我想想办法。祁君那时已经不做教员了，但还是嘱我到学校里来找他，而当我见到他时，一眼就看见他手里纂着的那个纸卷——这是我的毕业证书呵！
      祁君郑重地将那证书展开，和颜悦色对我道：“我知道，你早晚会需要的！”
      祁君告诉我，其实这证书他早就办理好了，见我没去领取，便一直小心地替我保存着。我说不出话，心里却迅速的宛如电影画面似的回闪着关于祁君曾令我菲薄一个又一个瞬间，我似乎觉得该对祁君说一声老师对不起，但是我并没有说。临别，祁君问了我目下的工作状况，得知我在Ｄ工厂里做无线电装配工，便恢复起当年做老师的态度来，俨然地嘱我道：
     “装无线电，是很用得着物理的哟！”
　　……
      从那以后，便再没有见到过祁君。
      然而，我终于没有考取大学，也终于没有继续装配无线电。
      去年中学的同窗聚会，邀了易君参加——三十年过去，易君依然如当年似的年轻到可以混同于他的学生，而唯一的改变，是他如今也吸烟了。易君十多年前离开了学校走上了仕途，如今正领导着一个国有的艺术团体，我猜想他如今对艺术是早就不再鄙夷了罢。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忆起易君和祁君，脑子里都会蹦出一个“侠”字，也许，我的这两位老师，委实是颇具一些侠气的，而这样亦师亦侠的老师，如今早就再也寻不见了。于是我为他们想出了“师侠”这词，这篇的题目，也就顺理成章叫做《亦师亦侠录》罢。

　　A.
　　宁姨是一个唱白局的女艺人，我童年曾经的偶像。
　　南京的白局，现在是已经简直要绝迹了——虽然新近听说也要申请将其划进所谓文化遗产里，而依我的意见，凡划进文化遗产的，大抵也就等同于绝迹或者几乎绝迹了。我并不嘘唏甚至悼念这变迁，我只是要写一个与白局有关也与我有关的美丽的女艺人，而对于白局的兴亡，我并非企图负起什么匡扶的责任——白局是南京自古所流传的一种说唱，民俗的学者们归纳其为曲艺，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曲艺的扮相向来十分简便，绝不似我童年看过的白局那样瑰丽斑斓，而且生旦净末丑一个也并不少——宁姨那时方值摽梅年华，正扮着花旦这行当。在伊的角色里，于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老鼠精了。
　　这老鼠精本是我父亲笔下的一个神仙，而并非《西游记》里的妖怪——至于剧情，我和我的八十岁老父亲都早已经记不真确了，只是我至今仍可以唱出这剧里的一句词来——“两块手绢两个郎”，据了这唱词，我想大抵应该是个爱情故事的罢。对这老鼠精，父亲当年大约是极赞美的，因此也固然必须由宁姨来扮演——宁姨极美丽，无论是扮时的妖艳还是不扮时的清纯，都同样十分的迷人。虽然我对于剧情早已模糊，但对伊作为老鼠精在舞台上的亮相，记忆中是从来都清晰无比的——譬如罢，在公元六十年代的某个曼妙之夜，剧场里回荡着繁响的锣鼓声，玄色盛装的老鼠精在氤氲的迷雾中背了身显在舞台的追光里……伊徐徐的转身，水袖却依然遮了脸，待到乐声终于启动了高潮，伊便突然飕地甩开那粼粼的水袖，向着台下投出灼灼的目光来：似怨，似仇，似嗔，似媚。随即，伊便轻柔的一叹：“喂……呀！”这一声叹，端的叹出了万种风情！我那时候虽然年幼，然而对于这永是生动的亮相，无疑也照例要被迷倒，对宁姨便从此崇拜进而至于迷恋起来。据我母亲回忆，我那时候一向总喜欢细了嗓音随时地唱着：
　　“两块手绢，两个郎呀……”。
　　我的对于宁姨的崇拜乃至迷恋，向来都并非只是仰止，我虽并不与目前的追星族一党，但宗旨大抵与他们相一致，总在心底存储隐约着的希冀——亲近自己的偶像。譬如倘能够，我总会趁着戏将要闭幕的前夕，仗着父亲这是这戏的编剧并兼这剧团领导的资本，溜进后台去窥视宁姨的卸装，这卸装也是极富诱惑的，可以亲眼目睹着舞台上美艳不可方物的老鼠精在镜前逐渐的演变为青春洋溢的宁姨，这历程就足够令人消魂。
　　为了这一刻的消魂，我那时竟常常整天都神不守舍。
　　宁姨那时已经早已认识我，但我却从来不曾敢于跟伊对话，甚至连叫一声“阿姨”的勇气都没有。所以我猜想那时候在伊的心目中，我向来都是个根本不懂得礼貌的小少爷——其实对于别的长辈，或男或女，我的嘴巴都是极甜的，只是见到了宁姨便不自觉的口干舌敝起来——而在我的内心里，原是极渴望跟伊亲近的。
　　B.
　　宁姨与我最大的亲近，便是有一天忽然的打了我。那一天我父母都值夜班，大约是由于他们的托付罢，宁姨到我家里来查验我是否已经按时上床睡觉，无疑，我一定是并没有按时睡觉的，宁姨便喝令我立刻去睡。我那天或许是正兴奋着宁姨的到来，钻进了被里却仍然毫无睡意，不停的探头探脑，这对峙大约坚持了很长的时间，当宁姨知道在伊离开之前我将终于不能老实地睡着，于是便嗔怒起来，一把从被窝里热乎乎的拉出我，照着我的屁股便“啪啪”的拍了几掌……
　　曾经不止一次与人探讨过对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感受，争议历来都在这歌里的“我愿做一只小羊……让那细细的皮鞭打在我身上”这句，据着有些人的意见，写出那样的句子，无疑是个受虐狂，至少也有些病态的倾向。我却不赞同这理论，我想，这大抵是因为觉得唱了这歌便“受虐”的，其并没有丝毫的对于“施虐者”的崇拜乃至于迷恋——如我对于宁姨的崇拜乃至于迷恋一般。那啪啪的几掌，于我的感受——实在是打出了千万般的亲切。
　　宁姨很少来我家，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了宁姨的高慢还是我父母的高慢，或许是双方的高慢罢，这错综起来的高慢无疑成了我的伤感剧，在通常的日子里，我只能看见台上翔舞着的老鼠精，而很少见到可以亲切地打我的宁姨。只是又有一个夜晚，我从梦中被一阵嘤嘤的哭泣催醒，瞥见客厅里宁姨正由伊母亲陪同，当着我父母哀哀的哭。宁姨的哭我一向在舞台上见得颇多了，虽也哭得凄婉，台下也总有些心软的看客陪着伊一同的哭，但我也总知道这是伊在做戏，因而心旌从来不曾动摇。我却从没有意料到伊如今竟真实地哭到我的家里了——宁姨只是哭着，伊的母亲则唉声叹气，跟我父母告状道，团里有一个显赫的老导演，向来对宁姨十分垂涎，借了排演的便利几番企图对宁姨不轨。由于这色鬼导演的威压，宁姨已经忍受了相当长久，而今终于忍无可忍，毅然来求助于组织了。对那一晚，幼小的我当年很难明白就里，直至长大成人，我也从不知道父亲对于这告状后来究竟是怎样的处置，我只是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宁姨的泪眼——那有别于舞台的真切的哭泣，竟使我尝试了心痛的感觉。
　　之后不久，宁姨结婚了，嫁了话剧团的一个演员。对于宁姨的这婚姻，在我看来，也是值得心痛的，因为伊嫁的那演员，一贯都演着凶恶歹毒阴险狡诈的角色，幼年的我很难将这些可怖的角色与现实区分开来，在我的印象中，那年轻的男人竟然有着一副宛如老人的沙哑而低沉的嗓音，使我见了他总是不寒而栗——宁姨之所以嫁了这可怕的男人，是为了回避那总对伊骚扰的色鬼导演么？——我想是的，我以为后来所爆发的文革，便验证了我的这一猜想。

　　C.
　　倘我们假设没有后来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宁姨注定也许会永远的作为我的偶像而玉立在我的魂灵中，并且伊也会自然的延续着那舞台上的万种风情以至于无穷。然而这革命的爆发，却忽然改变了宁姨原本绚烂的舞台生涯，并且对于伊的性情，也得到了根本的转折——同当时许多热血的青年一样，伊革命了。首先，伊顿时改了往日青纯的面貌，脱去了向来穿著的印着碎花瓣、并仿佛从那花瓣中溢出清香来的纱衫，穿起了耀武扬威的军装，还在杨柳般的细腰间十分夸张地扎起了一根宽到三寸抑或是四寸的军用皮带——但，并不可以由此以为宁姨的这扮相便失去了往日老鼠精似的柔美，相反，由于那皮带紧紧的束缚，倒更加凸显出伊婀娜的身姿来。然而宁姨的革命并不只是要改革伊的妆扮，伊的革命矛头几乎毫无悬念的还要指向那曾经骚扰着伊的色鬼导演，而且很快竟查出这披了导演外衣的老色鬼居然是一个曾经在解放前出卖过党的叛徒。有了这罪状，那倒霉导演难免要经历一番皮肉的洗礼，最后被投进监狱里去了。在这革命中，起初对于那色鬼导演的遭遇，我是颇有点幸灾乐祸的，然而接着我便很心碎的看到宁姨的革命终于竟革到了我的父母头上。
　　我的父母那时候早已经很多日子没有回家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终于被捕捉还是仍在逃亡，正是这时候，我看见穿了军装扎了军用皮带的宁姨带了伊的队伍开进了我家来——伊们并不打话，进了院便忙着：墙壁上先是刷了糨糊，然后就有了许多五彩缤纷的大字报。倘是无关的读者，那些图文并茂的大字报大约是非常具有可读性的，便是我，也感觉到了那上面对于我父亲的讽刺编排得十分精致有趣，以至我的邻居们都围拢来张了嘴饶有兴致的看，我的四岁的小弟弟竟还拍着巴掌对宁姨们欢笑道：“是给我家送喜报的么？欢迎欢迎！”——于我，虽然尚不能识别那讽刺所有的含义，但邻人的争相观摩，已经给了我由衷的屈辱。宁姨忙完了伊的革命行动后才似乎发现了我的存在，伊竟翩翩地朝我走来，对着我伸出伊沾染了糨糊的纤纤双手笑着道：
　　“小鬼，把你家的脸盆拿来打点水罢，我们要洗手的。”
　　我不禁怕起来，忽然记得当老鼠精尚没有变化为美女的那以前，我向来崇拜和迷恋着的宁姨是曾经戴过一副狰狞的面具的，而现在，我便仿佛又见了那副面具了。我于是赶忙顺从地取了盆来打水，供给伊们荡涤着肮脏的双手。宁姨洗完，一边甩着手上的水滴，一边庄严透顶地对我警告道：
　　“这大字报不许撕掉，我明天还来看的，要是被破坏了，我就抓你们去戴高帽子游街！你懂得的么？！”
　　……
 
　　D.
　　我记得有部电影里的一个法西斯军官曾有过一句台词道：“士兵的命运是经常变化的，在历次战争中他们都会不断的受骗。”我想，在这浩浩荡荡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战士，也是经常如此的罢？而且这命运的变化是极跌宕而迅猛的，就在宁姨来我的家里革命过后不久，那革命的洪流不知怎么的却反卷过去，竟骤然将正革命着的宁姨淹没——这是谁也不曾经料想到的。我至今无法知道这错综的形势为什么而如此扑朔迷离，也不知道宁姨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罪责，总之是，我听到消息说，宁姨作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毒蛇，终于被眼睛雪亮的革命群众揪出来了。无疑，宁姨这样美艳无比的毒蛇，注定要化为美女蛇的，而对于与美女蛇的斗争，据那属性，自然是要比与其它类型的毒蛇的斗争来得更加激烈，而参与斗争的人们也就愈加的踊跃和勇敢。
　　对于宁姨的批斗，竟然就布置在伊曾演老鼠精的剧场里，我并没有如同市属剧团大院里的人们一样潮水般涌去观看，这并非我对于这批斗会的不屑、不敢或不愿，而是因为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批斗的果真是宁姨。在文革的期间，我曾经有过两次精神上瞬间的错乱，一次是当我听到林彪副主席竟然叛国，一次便是听到宁姨的被揪出。我没有参加批斗宁姨的观摩，这是至今都值得庆幸的，我不知道当尚年幼的我倘确凿地把正被批斗着的宁姨同风情万种的老鼠精，同我曾经崇拜迷恋的妖艳与清纯，同曾经“啪啪”打我的亲切，同我心痛过的嘤嘤的哭泣，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无法诠释这实在远超过我所有想象能力的纷乱和颠覆，而导致精神错乱到发疯的地步。
　　自那以后的数月里，我看到的宁姨已经十分惨然了，伊穿的犹如老鼠精一样玄色却蓝缕不堪的衣裳背后，被油漆写着“老鼠精”三个赫然触目的大字，伊还戴了一顶食堂里服务员通常戴着的无沿的白色软帽，挚了一柄长过伊身体的巨大的笤帚，每天在市属剧团的大院里始终的扫地。起初，我很不明白伊为什么会戴着一顶那样古怪的白帽子，直到有一天，当我跟院子里几个比我大一些的孩子一起玩耍的时候，忍不住向他们说了我这疑惑。我记得其中一个外号叫做“三狗逼”的十多岁男孩狡黠地笑着，对我说道：
　　“你去把伊的帽子摘掉，就会知道的，你敢么？！”
　　“对对，把伊的帽子弄下来，很有趣的！” 余下的孩子们也都顿时兴奋起来，一致地怂恿着我。
　　面对这怂恿，我内心的邪恶欲念突然无法抑制的亢奋——也许魔鬼的附身就如同那一刻的罢，对于这将美丽、将柔情、将爱恋统统践踏、摧毁和蹂躏，并从而得到快感的渴望，不可阻挡的在我的魂灵中膨胀起来，我竟果然不顾一切地冲到我曾经那么崇拜和迷恋的宁姨的背后，伸出我罪恶的手去，一把掀掉了伊那顶古怪的白帽子——悚然的景象便在我的眼前展现了——宁姨那原本乌黑美丽并略略带着自卷的长辫子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片如瘌痢般参差的发茬！
　　懵乱中，我隐约听到那几个孩子在轰然的笑，也隐约看到宁姨顿时双手掩面，失声的痛哭了……多少年以来，我一直真切而恐惧地假设着我站在宁姨的面前，向伊说出我无限的羞愧和忏悔，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哀痛盼望着如此，但我知道，即便有这机会，我也永远不可能得到面对宁姨的勇气了。
 
    　尾声.
　　我终于再也没见到过宁姨，其实，我原本是有机会见到伊的：当多年后我念高中时，曾去一座军工厂里学工，劳动开始的第一个工作日的第一次工间休息，车间的广播里突然响起一个且柔且刚的女性的声音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Ｃ工厂广播站……”
　　这是宁姨的声音——我绝对不会听错的！我顿时思想里一片空白，并如同喝醉了酒似的觉得天旋地转，在这昏沉中，我终于努力找到了车间的大门，仓皇地逃了出去，并借故从此再也没有跨进这工厂的大门一步……

　　仿佛是做电视记者的毛毛告诉我的罢，说伊曾经正编辑着一幅很多人乐于看的电视，那节目的名目我记得不很清楚了——人们的之所以爱看，是因为这节目里可以窥见别人家里的吵闹，无论杀鸡宰狗投河上吊，踢了寡妇门刨了绝户坟，只要有好事者探了告来，伊们就扛了录影机去照。这节目中最灿烂的篇章，便是捉奸——大抵是说某某女人因疑其丈夫或有了外遇，便可以哭到电视台里去，然后自然就有一队记者跟了伊去捉奸，录影机堵了大门，接着马赛克就掩上来……毛毛说天天都做着这节目，已经简直要抑郁，并对于所有的婚姻都失去了信仰，若不是及早的改了工作，怕早晚有些当老姑娘的凶险。
    不过，如今毛毛是早已脱了这险象，不但是有了婚姻，还有了一个胖妞了。可见人有一个大的优点，就是经常容易忘却。尽管列宁同志说过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不背叛的人们确乎只是少而又少。也诚然，记忆顽强的人固然是坚贞，但终于不能不抑郁，因此，因忘却而背叛，这时候便见得高尚了，倘人人都将记忆顽强到终身，那如毛毛般的电视记者中间，便不知道将要发生出多少老姑娘的悲剧来。
    麻烦的是，我仿佛就是这少而又少的记忆十分顽强者，并且，愈加的老了，这记忆的神经就愈发敏捷，只消有个大体上相关的辞藻碰了一碰，便会在心灵中撞出一股火花来，接着便会彻夜地燎原了。譬如我也曾经目睹过一些市井杂乱的好剧，只是这些记忆的碎片中或者也有一点马赛克，但终于渐渐的清晰起来了。

　　B.影院的韶华时光 
　　那时候我刚高中毕业，但也尚没有被分配去工厂里做工，这期间的日子那时称为待业，处在这期间的我们之类，一律叫待业青年。待业的日子并不只待而已，多是要找个去处做临时工的，一来为补贴家用，二来也防备这些半大而无聊小年轻携了凶器到大街上去滋事。我那时候正极走运，找到了一家影院当服务员。
    说到这影院，不免要先绕一些嘴舌，那时正逢粉碎四人帮，影院里每日都在上演着很久以前摄出却被四人帮一直禁了不演的电影，诸如《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之类，外国泊来的电影也正多起来，最激起轰动的是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日本的《追捕》，我向来以为粉碎四人帮使得老百姓确凿地获得了解放的欢欣，电影是颇立下了功绩的，因为倘跟四人帮统治下比起来，除了影院里的繁华，人们的钱包里那时并不见多出了几个铜板。这影院里的繁华，于我的效果，便是身价陡然的显赫，连旧同学里从来未曾跟我答话的最矜持的女生，都竟主动寻到了我的家里——固然，是要为伊准备好几张紧俏的电影票，才肯促膝叙旧一番的。
    我便在这电影的繁华中，很得意了一年多。
    但是，这繁华很快便过去，因为电影多起来之后，看客便调高了胃口——先前时，只要银幕上一映出影来，人们便张了嘴迫不及待的预备着笑抑或是哭了，而不消半年，这虔诚却渐渐的消退，对于有些映出的电影，看客们竟鄙夷起来，譬如我至今记得有一部叫做《瑶山春》的故事片，浩瀚的坐席里只在中间勉强点缀了三两颗昏昏欲睡的头颅。这景象，不料却正助成了影院的黑暗中萌发出了另外一番春色，而影院里的服务员们，便又很快负了新的使命……
    映电影最大的要义是要先闭了全副的灯光，这颇造就了一些苟且人事的便利，譬如有一天我在漆黑中值班，回荡在空旷里的银幕上发出的巨大音效间，忽然凄厉地夹杂出一个女人的呼号来——
    “捉流氓阿——有人掐我大腿！”
    我急忙开启手电射过去，只见一个穿裙的年轻女人惊恐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往亮处狂走，而伊原本的座处并不见一个人影。我不禁诧异，继而，不禁又兴奋：“哦哦！那么，在哪里呢？”女人随便的向黑暗中一指，刹时全场的灯都立刻亮了，稀疏的看客们纷纷审慎而狐疑地相互的看。当班师傅老秦便大声道：
　　“谁耍流氓了？自己站出来罢！”
    自然，没有人勇于站出来，老秦只好对那女人说：“现在，你能指给我们看么？”
    女人朝着伊四近的座位惶惶地看了几看，便摇头道：“太黑了，看不见是谁”。
    老秦便很有些恳切地对那女人说：“你没看清，自然目前是捉不出来的，这样罢，我们给你换个座位，接着看电影，好么？”——于是风波便很快平息了，大家便又接着看，包括那已经换了座位的女人。我当时想，果然有流氓的话，此时自然是要暗自笑了。

　　C.老秦正传
    倘电影院里有了意外发生，通常都由这老秦出面调停。老秦生得肥而圆润，原本是文化机关里的一名大厨，烹得好饭菜，却不料有一天某个领导在他蒸的馒头里活活吃出一只硕大的绿头苍蝇来，陪同领导来吃饭的食堂领导当即问责老秦，老秦却理直气壮道：“这个么，叫做饭蝇子，不脏的！”食堂领导人听罢当即便宣告将老秦罢黜，迭配到影院扫地。刚配来时，由于其新近剃了光头，以至于有讹传道影院里来了一个还俗的胖大和尚。老秦虽并不是和尚，倒也确实有一些戒律的，譬如扫地罢，扫地便扫地，而女厕是绝对不扫的，即便是空无一人的女厕，他也秉着非礼勿视的原则，不迈雷池一步，当然这并非接受了老李头的教训——老李头浑不楞并性急，银幕上“再见”二字尚未隐得透彻，便冲到女厕门前厉声嚷道：“还有人么？！”三声之后不见有音讯从里面传达出来，急忙忙的便要侵入，嘴里还嘟囔道：“我老头儿管伊个鸡巴……”终于，老李头这无畏有了恶果，一天侵入时里面正蹲着一个极泼的妇人，见老李头冲入来伊却并不提裤，只是一连串“老流氓”劈头的骂。羞愤之下，老李头一连三日没有上班。老秦的戒律立意却更高些个，例如即便女厕确凿已经无人，其以为男人也绝计不可擅入，这并非为了避险，而是为了避晦——那等污秽之地，大厨自然是觉得有些晦气要远之的。
    除却扫女厕，余下的工作老秦尽职甚至于踊跃，尤其擅处理危机，尤其擅处理有关蝇蝇苟苟的重大危机。与所有的事业一样，影院里周而复始的运转也不免枯燥乏味，即便有些花絮，也无非是谁拣了个眼镜盒之类，倘拣了个钱包，也并不见得轰动，钱包自然要交到拾物招领处去，并不归为己有——那年代拾金不昧早就蔚成风气。唯一可以扩大精神的，便只有捕捉到苟且之事了。
 
   　D.冤男孽女
    七十年代中期,风气是和如今不同的,影院里的苟且并不单指云雨之事,恋爱时的亲热也算。鉴于那时并没有几个阔人，住宅也几乎每家都拥挤，热恋中要温存起来就颇有些为难。而闭了灯光的影院这时便见得有些方便，这于当时却是违法的勾当——倘那时谁告诉我将来有朝一日电影院里会有陪看这职业，打死我也万万不能相信的。那时候我正略通人事，虽然粗粗知道热恋不免要温存，但如何温存，是从来没有得到启蒙的，因此尤好奇，每值班，都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眺望。稍见两个人头合并得近了，便立刻启了手电，一束强光射过去——但说实话，真正的苟且，我从来不曾亲自捕捉到，而在手电的光芒下毕露的，至多是接吻而已——但那时候，公共场所的接吻也是需要正告的，于是我就正告道：
    “——喂，注意一点罢！”
    这是通常的情形，而我却独不明白为什么老秦之流总是可以有些更激烈的遭遇，譬如总是可以将一些人请出座位，到隔壁的办公室里教育一番，甚至总是可以惊动了派出所的警察来，并在教育过后迫使当事人在一份检讨书上签了字，才释放了去，譬如——老秦这样问道：
    “伊是你的什么人呢？”
    “……朋友的老婆。”
    “哦哦，你做的好事！朋友妻不可欺，不晓得么？”
    “……我错了，老师傅，放了我们罢，下次不敢犯了……”。
    ——也有节烈的，誓死不肯签字，这便不免有一番意志力的较量，但老秦们往往得胜：“还是写了罢，不然，通知你们单位来接你们的！”这便是老秦的高明处，总灵验的——谁高兴惊动单位呢？于是只好变节，写了自白书去了。
　　然而，老秦终于有了一次败北，而确于那兵败之后，气焰尽失一蹶不振了。这奇遇是我即将离开影院时发生的，其实据说老秦当日并不值班，但偏巧他就有了这样的命运，撞见了这般的男女。老秦后来道，那天他正已经闲得无聊，便到场子里走了一走，便染了这晦气。其时他明明看到那男女叠坐着一张椅，大约是正得趣罢，竟然有声音发出来。老秦那时性情正已经渐渐的宽容，原本打算不捉的，却被这声音激怒了——做便做罢了，居然还发出声音，妈妈的！眼见是公然的对于老秦的藐视，于是老秦便不得不出手去捉了。不料，这次却意外，那女人果真是个烈女子，进了办公室一面号啕，一面四顾，见开着窗，二话没说便纵身从那窗口里跳下了去！当场的所有人都顿时呆若木鸡，直到街上叫起救人，才记得那窗是在临街的三楼的，于是乱纷纷的赶忙去楼下抢救，那一同捉来的男人则一把揪了老秦道：
　　“你逼死了伊，偿命来——你跑不了的！”……
 
     E.后来的尾声
　　后来的事不用再细细的说了：那女人并没有跌死，却骨折得厉害，住进了医院里，老秦有逼供之嫌被了批判，并责成其陪了医药及营养费若干——这在老秦，虽不至于倾家荡产，当时确也算是巨额的损失了，更要紧的是老秦觉得这窝囊和晦气简直是自找，于是从此委靡起来，不久便提前退了休——职位则被其二世小秦袭了。我后来离了影院分配去工厂做了正式工，仍时常地作为看客去影院里看电影，不过早已再见不到老秦。秦二世也并不认识我，无论见了谁总是木讷道：“票呢？——撕一下。”……及至数年之后，再去影院的门前，就有了花枝招展的女人走来公然的浪声搭讪道——
　　“大哥，我陪你看电影好么？” 

我童年的黑道生涯

 
 　   米培伟现在是早已经做了博士，也许竟做了博导了，那时候却还年幼，正念着小学四年级，兼做着我的老大。
 　   米培伟之所以能做我的老大，除却年纪上比我大三岁之外，事业上也正蓬勃，颇有些丰功伟绩了。举个例子说罢，米那时候已经是撒传单的高手。我向来以为，倘比较起如今来，文革才是最真正的信息爆炸的时代，五七个人便可以结成一党——名目多叫做某某司令部，而三五人便也可以印出一张日报来。不过虽叫做日报，也天天刊出，却只一张纸而已，当然也并不卖，只是编者自己或雇了孩童来当街的乱撒。街上的人竟也捧场，纷纷的当街满地抢着来看。这足可见中国人对于媒介或凡只要是印刷出来的带字的纸张向来就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因此对报纸的不会消亡，作为业者，我一向就有信心的。
 　 那时我们都热衷于撒这报纸——说得实在一点，还是叫做传单罢，我起初撒起来是很菜鸟的，攥着一叠便急急的钻入正有许多人排队的公共车站，尽力往空中一抛，象极了如今往新娘子头上播撒花瓣——随即便可以在一片由自己亲手发动的骚乱中享受到自己的成就感了。这撒法却有瑕疵，倘有人发现这播撒的是谁，便会一把抓住了索取书包里的全部，倘遇到有恒心的，还会暗暗的跟着直捣老巢，因此十分惊险。米培伟的撒法则颇先进了，往空中抛了之后，自己立刻也跟着骚乱的人们一同踊跃的乱抢，故每每可以乱中取胜，全身而退。
 　 米的之所以能做老大，还更在于他抢劫时的胆量——那时我们的抢劫，惟一的目标是人们胸前佩带的各式毛主席的像章。我走上了这抢劫的黑道，最初的起因却是因为被抢，那时我刚有了一枚塑料的天安门像章，当时世面所时尚的，几乎都是金属做的——曾几何时，塑料也曾比金属更值钱——有了这宝物，我便每天佩在胸前招摇过市以为炫耀，终致于有一天被抢了，那劫我的是一个比我高一头的孩子，起初先花言巧语地取出一枚很过时的像章来做交换，在我拒绝后，便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把从我胸前将宝物夺了，跑向人群的深处去。我当即心疼得大哭，失声叫道：“小孩，小孩抢东西了！”正路过的我的邻居米培伟发现后便来安慰我道：“不要紧，人家抢你的，你也可以抢人家的！”
 　 所以，我大约十岁时开始了这黑道生涯，而米培伟于是成为我的第一个老大。那时学校正停了课闹革命，我们便得以有暇每日在大街上抢劫，米总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战果固然比我丰硕，米却不自私，往往会把他的果实分一些给做小弟的我，因此不久我不仅又有了一枚塑料的像章，还更有了许多其他曾经梦想的宝物了，譬如水晶的玻璃球——从玻璃厂吹塑车间的下脚料中窃得，我们叫做水晶豆儿，可以赌弹球用的。还譬如金属的轴承——从汽轮厂吊装车间的报废行车上卸下，我们叫做弹子盘，可以做滑板的轱辘——我于九十年代在美国的电影里看到滑板的最初流行，已经是我们玩轴承滑板二十年之后了，这便足以证明我们的前卫：美帝国主义其实是早已曾落在我们后面的。至于钻洞偷摘左邻的葡萄，越墙盗伐右舍的桑树，又简直是辅助的业务,不值一提了。
 　 我们的事业正兴旺，学校却又复课闹革命。于是我们只好放弃了遍地宝藏的街头战场而转入校园。却不料这叫做大寨路小学（今南京市鼓楼区管家桥汉中路小学）的校园却又是一番广阔而喧嚣的江湖，端的群雄并起，帮派林立，早有几家黑帮老大各自霸了地盘，得了势力。米培伟领导下的我们倘要在这险恶的江湖中成就新的事业，是可想而知的严峻。
 　 米领导着我在校园里唯一作战是完全失败的。米一向很向往拥有一把弹弓，做弹弓的那种弹性很强大的皮筋却难寻，于是我们觊觎着校园里女孩子们中通常流行的那种很长的用来游戏的皮筋——女孩的皮筋其实原本都很短的，聚在操场上的很多女孩子把各自的皮筋联结在一起，便顿时成了一根很长的皮筋，女孩子便在这皮筋上翩翩的翻飞，且跳且唱道：
 　  十二打铁叮当当，
 　  战斗英雄黄继光。
 　  黄继光，邱少云，
 　  他们牺牲为人民……
 　 这足够做成几副或者竟可以做十几副弹弓的皮筋。对于米培伟确乎是无以抗拒的诱惑，于是我们便计划去抢。米的战法是我们俩佯做打闹，横冲向女孩子的长皮筋去，女孩们自然便松手，我们便可以边逃边收，只要终于逃向校外，自然就可以有了做几副或者十几副弹弓的足够的元件了。这行动开始一如计划的顺利，然而后来却出了毛病——忘却或者根本就没有预计到校园里还有黄鹊的，当米象编织毛衣的女人绕毛线那样把劫来的皮筋绕成一团时，一个叫做“歪头”的更凶的高年级老大幽灵般的从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冲出来，一把揪住米的脖领斩钉截铁道：
 　 “拿出来罢！”
 　 歪头凶而且有名，我的米老大终于沮丧着将那团“毛线”交了出去。
 　 自这挫折以后，米培伟便似乎心灰意懒，大有看破红尘的意思了，于是不久便渐渐的淡出了江湖，再不久更是随着当军官的父母调防到邻省的合肥去念书，算是完全的归隐了。我一直猜想若不是这挫折的教训，米培伟便不会断送了这黑道上的前程，自然就不会在后来沦落到去做个好学生，甚而至于读了博士或者博士后的。这后话姑且先不题罢——其是时也，于我最大的难题，就是必须要投一个新老大。或许有人会问我为何没有自己做老大的壮志，然而我确实向来就没有这壮志的。
 　 于是我便又有了一个新老大，甚至还有了一位“师母”。
 
　　·下篇
 
 　 我的新老大的名讳，当时从来是不知道的，也从不打听，我们只是秉着江湖英雄的传统，相互的叫着诨名，譬如我，老大给取了个诨名叫做“纸老虎”，这典故自然出自毛主席有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我不是反动派，得了这名目的缘由据说是因为经过最初几次战斗的考验，老大的结论是我这人看着虎实，却外强中干，是只配用来吓人之辈。老大诨名叫“汽车胎”，这名目读着古奥，来历却简单：老大是双胞胎出身，于是诨号中便有了个“胎”字——与现在南京话中流行的仗义的代名词“胎气”也并无瓜葛。
 　 这汽车胎老大比较起米培伟来，简直才是伟大的，因为他的英雄事迹早已经传颂得很久远。那事迹是当南京全城的武装械斗达到最高潮，隶属“红总”的三万将士围剿“五中八·八”的时候，坚守在五中门前莫愁路基督教堂的，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光杆司令，这司令一夫当关独在易守难攻的教堂钟楼顶层坚守了他最后的四十个小时，而后教堂终于陷落，司令被砍了数十刀而壮烈的殉难。据说在不屈坚守的四十个小时里，只有一位小孩冒着“枪林弹雨”（用引号是因为这“枪”是指红缨扎枪，“弹”则是弹弓射出的弹丸）来给这光杆司令送过饭——而这冒着“枪林弹雨”来送饭的小孩，正是我的新老大“汽车胎”。难道这战火中刀光血影的洗礼还不够么？我十分庆幸投了这英雄的老大。
 　 更使我惊讶而叹服的，是这已经将小学六年级反复念了三遍的新老大，正有一位名字叫做毛头的十多岁女孩做押寨夫人。这毛头的来历十分不明，平日里总与汽车胎老大如影随形。毛头的嘴巴馋而且脏，在我的记忆中，伊除了吃零食就是用了粗话骂人，不过却有一样妙处，便是有时会奉汽车胎的命令，当众脱了裤让我们看伊的生殖器——这是我第一次真确的看见女人的性器官——如果这毛头姑且也可以算是个女人的话。毛头却是不能白看的，当我们看毕，伊便也要看我们的。我们都扭捏，于是老大汽车胎话里押着韵劝我们道——
 　“让伊看看罢！鸡巴没长毛，不怕女人瞧！”……
 　 然而，追随汽车胎老大的黑道生涯却并不如追随米培伟那样平坦而欢乐，我首先的倒霉便是因了这叫毛头的女孩，有一天我那柄能用火柴当子弹的链条枪突然走火——这枪是米培伟临别的赠送，我一向很珍惜的，这天不知怎么就朝着毛头的脸射出了一根火柴，那火柴扎进了毛头的腮帮，毛头顿时半疼半撒娇的跳着脚号啕。接着就是惩罚，汽车胎老大当即没收我的链条枪，还命我将我自己家里能找得到的粮票（钱是肯定没有，老大也深刻的知道）都偷出来上缴——那粮票转眼便被毛头在小零食摊上换成了五香豆儿。我不禁思念起米培伟来，思念起他对小弟的慷慨和宽容；他的临别赠物的失去，对我更是心如刀绞。然而，面对这无奈和屈辱，我却大抵只有顺从而已。
 　 江湖中最毒辣的心，莫过于背叛，而我不久便又遭遇到背叛了。那时最时尚的服装无疑是军服，穿了军服的便见得高傲，而穿军服的高傲者的最高境界，便是穿军大衣，而军大衣除了军官以及军官子弟外，便只有做文艺或者体育的人拥有了。我家后院的游泳池畔正驻扎着一支冬泳队，这群遭到组织抛弃的游泳健将流落在这里后，唯一的生存方式便是受了各类造反司令部的雇佣，每晚挈了凶器穿着军大衣去打砸抢。我的汽车胎老大有一天竟动了去偷冬泳队的念头，目标当然是军大衣——倘没有一件军大衣，汽车胎老大是不能自诩为风流倜傥的，这艰巨的偷窃重担自然便落在我的肩上，我虽明知是捋虎须，但，也大抵只有顺从而已。
 　 对于冬泳队的偷窃，我绝不会如常人所想象的，选了月黑风高的夜，青衣墨面的潜入去——冬泳队员通常都是在白天睡觉，夜晚出征后驻地虽并不留有警卫，然而军大衣却又是被穿走了的。因此，这行动唯一的时机便只有白天了。如果顺利，其实达成目标也并非登天般困难，只消壮着胆进入游泳池的更衣室，从衣柜里抱出一件大衣来便可以大功告成——更衣室的门是绝对不会上锁的。实在的情形也确实如此，我悄悄的进入，短短几秒钟便得手——然而，几个冬泳队的健将早就狞笑着在门口等候了。后来我知道是汽车胎出卖了我，这时他正刚刚认识了一个冬泳队员，并从那队员处竟得到了一件军大衣，于是便再无须我的行动，为巴结那队员计，无情的将我出卖了。
 　 我为此受到的，是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判罚：冬泳队员们将并不会游泳的我抛进游泳池里，任由我的挣扎，而当我终于抱住池边的栏杆，他们则就又将我从栏杆上踢开去，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我几乎沉没。他们也并不让我沉没，而是即将沉没时再湿淋淋的拉出我来，见我方能喘息，又笑着将我抛进池里……
 　 我实在不记得那奇耻的时间究竟持续有多久，那堕入地狱的感觉至今仍几乎不敢回忆，这便是为什么一向住在游泳池左近的我却至今仍不会游泳的缘故罢。在以后的数年里，我时刻企盼的，就是有机会可以对于汽车胎进行报复，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如此的想着：只有对于他的无情叛卖进行更加无情的报复，才可以从我的记忆中洗刷掉我的那段奇耻，使我从无尽的梦魇中苏醒过来……但，我终于没有机会达成这报复——过了八年、也许是九年以后，我在大街上见到了汽车胎因杀人而被枪毙的布告，在一个血一般悚然的红色的叉后面，我第一次知道了汽车胎的真实的姓名。
 　 ……
 　  米培伟现在是早已经做了博士，也许竟做了博导了，我新近在Internet上见到绍介他作为“创建于美国硅谷的I-MANY公司技术副总裁”的俨然的照相，他在那照相中煞有介事地微笑着，而我，却仍然从那煞有介事的微笑中，读出一个顽童固有的“坏”来……

浦镇往事

　　 从去年住了苏荷公寓起,，仿佛就听得有邻人传说我是仇狗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最初搬来的时候，曾经踢过一匹通身卷毛的小叭儿狗。这行凶是我自己做的，当然无话可说——倒也并不忏悔，被踢的那狗如今仍然在院子的空旷里撒欢，早忘了我那一脚，倒是狗主人——一个操了通州口音的半老女人如影随行地跟着它始终的跑，手里还攥着一条狗链，随时准备收伏的样子，看出伊大约总还对我的那一脚有点回忆。
　　其实我是并不仇狗的，那一脚固然是我的行凶，而造衅的确是那狗，那狗在我通家的路上不但抖了身体声嘶力竭的狂吠，还直接奔向我的脚踝，危急中我当机立断用穿了陆战靴的右脚将它踢飞了去。其后那狗立刻忍气吞声的躲到树的黑影里去呻吟，而半老女人却从树的黑影里窜出来继续的狂吠了：“阿唷！我这狗是不咬人的！”——我自然是不恋战——我当时想，狗固然也许是并不一定要咬人的，而伊却真的一定快要咬人了。
　　我并不仇狗，但我由于不能肯定狗和半老女人一定不会咬人，所以造就了仇狗的名气，这是我的不谨。然而我却想起我原本是爱狗的。或许有人会说我标榜自己的爱狗是因为我的属相——我确实是属狗——但并不与对狗的爱心相干，我的爱狗皆出于我的童年曾经与一匹义犬相伴。
　　那犬的名字是叫做“迪根”抑或是叫做“迪克”，我至今不能确定。“迪根”是它的主人对它的称呼，而它的主人操着的是一口浓重的皖南口音，所以据说那个“根”字系“克”字的耳误，但照我家的习惯，我还是权且叫它做“迪根”罢——我和迪根的第一次相见时，我还没念小学。身体似乎并不比的迪根高出多少，我叫它道：
　　“迪根——！”
　　迪根便伸出它的一支前爪来放在我的手心，表示对于见到我的高兴——我后来知道，凡出色的优等犬，通常便可以立刻识别敌友，而那种经了主人绍介以至于劝解呵斥，而依然对没有敌意的生疏的人不能消除敌意——的犬，都属于劣等，皆在可踢之列……从迪根那一刻的友好开始，我从此就跟它在这小小的院里做了朝夕相伴的邻居，这匹纯种的拉布拉多犬那闪耀着金黄色的身影便伴随着我整个童年的记忆……
　　迪根并非如今天我楼下满院里寻欢的休闲狗，它是一匹真正负了使命的猎犬，这使命关系到它的主人的生存。迪根的主人是我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以狩猎为生的城市猎人，我的家与他的家为邻时，猎人已经很老了，不过老猎人还经常骑着日本产的会变速的自行车，去四近的郊外狩猎。老猎人精瘦而弥坚，日常总是一身帆布猎装，匕首、马裤……俨然的一个现代侠客。我不知道老猎人确切的年龄，总之我似乎觉得他生来就是这么老而且酷的。
　　迪根显然是老猎人从小就豢养了，对于老人自然是忠实无比。只是有时候顽皮，例如会趁老人并非打猎而外出的时候，模仿着跳到老人的床上去睡觉，竟还把脑袋枕在枕上。如果不是我母亲揭发，老人是不会知道迪根这行为的，因为迪根这样的优等猎犬即使在睡梦中也仍然保持机敏，总可以在老人进屋之前跳下床，并钻进床下去。由于我母亲的揭发，老人便要对这违法进行严惩，老人拖了皮带对着黑漆的床下说：“出来罢，不是想睡觉么？到床上去睡罢！——”迪根不出来，在床底下哼哼唧唧的赖着。我猜它大约的意思是在说“我下次绝不敢了”之类。
　　我曾经在搭老猎人和他的猎友的便车去合肥的路上，见过一次迪根狩猎的风采：那简直是一幅电影——枪响处，飞禽冉冉地向远处落去了，闪耀着金黄色的身影负了使命，火箭似的穿越田野，在一片更加金黄的麦的浪潮中利刃般划出一道沟壑，那沟壑随即便闭合，溅起一片更激烈的麦的浪潮……少顷，便可以见到迪根叼着猎物，夸张地掷在主人脚下，从而搏到老猎人的一声喝彩。
　　老猎人有许多年轻的徒弟，这些徒弟每日要到老猎人这里取他们各自的狗食——老人从饭馆里买来的残骨，迪根的尖牙利齿便是靠这残骨的磨砺。取狗食之余，老人的徒弟们便会对围定了一圈的我这样的小孩们津津地讲迪根与猛兽搏斗的故事，那都是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并且有证——老猎人小屋里，一座一座猛兽的标本正在墙壁上确凿地挂着。从徒弟的讲述中我知道迪根有一次曾恐惧——它因灵敏地嗅出了前方数倍于己的恶狼而踟躇不前，它显然知道主人的“詹姆斯伙伴牌”猎枪里一次只可以装两发子弹——而当险恶果然威胁到主人性命的时候，义犬迪根便顿时抛却了恐惧挺身而出了！它用自己的遍体鳞伤换得了主人的存活——在这力量悬殊的搏斗所争取到的极短暂的喘息里，老猎人得以换上另两发子弹，因此他们都得了救。
　　迪根还有时的恐惧在于枪声以及一切类似枪声的声音，例如过节时的鞭炮。我想这是因迪根见过太多的飞禽走兽于这声音响过之后便血淋林死去的缘故罢。所以每逢除夕，迪根都会惊恐地蜷缩在它的窝里，牢牢的闭了眼睛一动也不敢动。每逢这时，老猎人便会哄小孩般地对着迪根絮絮叨叨的说着安慰的话……老人和他的爱犬总是这么度过这节中最热闹的那一刻的。
　　除此之外，迪根还有它的痛恨，那就是猫和鼠。对于猫，迪根一向是无奈的，院墙外的一只肥硕的狸花猫总是要从墙头上跳下来抢劫迪根的食物，而迪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那狸猫得逞之后对着高墙徒劳地怒吼。那猫却似乎是故意，也呆在高墙上不屑地对着叫，以至迪根落下了一样乖僻，无论谁哪怕只要看一眼后墙，迪根都会气愤地冲到自己的食盆边，做出护卫的架势。而对于鼠，有道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然而迪根却将这世俗颠覆，若说迪根的狩猎，我最日常见的，便是它捉鼠了。迪根对于鼠的狩猎极有耐心，倘发现了鼠的洞穴，它便会竖了耳朵犬坐着，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那洞穴的出口，我曾经试图跟迪根一样有耐心地等待着它获胜的那一瞬间，但是我竟没有，我只能在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以后，见到迪根的嘴巴里叼着一只刚被咬死的鼠。在我的想象中，那鼠多是终于经不住迪根这耐心经久的考验而探出头来，刹那间便被敏捷到近乎闪电的迪根一口咬住——这简直是一定的。
　　我向来致力于纠正世人的一种谬误，认为犬和一切动物一样没有表情，这显然是因为做这论述的人没有曾经与犬为伴或没有与优等的猎犬如迪根者为伴。在我与迪根为邻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就体验到犬的笑容，那多是在看到老猎人往他的自行车后架上绑一块木板的时候——这意味着，迪根又将跟他的主人一起去狩猎了——那木板是迪根的专座。我们优等的猎犬迪根此时就如同一名勇敢的战士嗅到了战场的气味，它抑制不住地狂喜撒欢，那低沉而快乐的吼叫中，我分明感觉到了它眉宇间的笑，那笑令人惊叹，那笑令人感动，那笑也在我幼年的心灵中投下了难以抹却的震撼。
　　当然，它也会哭。倘伤心，起先它总是低声地哼，继而便号啕了，这又多是在老猎人出去钓鱼和其他无须迪根用武的时候。它哭着，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长一声短一声的没完没了.有时无奈中它便寻到我家，仿佛企图在一群如我的孩子中趋散它的寂寞。终于，在数年以后， 悲痛的泪水便真正的时常与迪根为伴了——老猎人终于老到再不能出征，不久便跟迪根一同被女儿接去安徽老家，这一去，老猎人就再也没有回来。数年后，老人的女儿曾经回到小院几次来取些物品，有一次竟带了迪根回来，那闪耀着金黄色的优等纯种的拉布拉多猎犬扑到我的怀里，尽情地嗅着它曾经熟悉的气息，这义犬，竟双泪长流！……
　　以后的故事，我就不能确定了，零星地从老猎人亲属那里听说，当老猎人去世之后，迪根终日守在留有老人气息的床前徘徊哭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人的女儿实在受不了这令人心碎的景况无休地演下去，便把迪根送到了农村的一个亲戚家去看管鱼塘，不久便被一伙偷鱼的人们打死了……我是不愿意相信这结局的，但这结局竟时常在我的梦境中上演着，我几乎感觉到自己在目睹——那是怎样的一幅悲壮惨烈的画面呵！义犬迪根负了它的使命，面对着数倍于己的比恶狼还要残暴百倍的愚蠢的人类的盗贼，它是怎样英勇地在雨点似无情落下的锄头铁锨之间尽了它最后的搏斗！
　　前不久，我回到了我的，也是迪根的故居——三十多年了，小院早已被三十多层的五星级金陵饭店所取代，我却竟在饭店的门前找到一棵刻着我弟弟小名的老梧桐树！我面对着那树干上累累的疤痕，对自己说，这便是迪根当年在这树上磨砺利齿时留下的疤痕罢？至少，我的内心是很愿意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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